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再思考

监狱行刑的社会化是西方国家存继上百年的一种刑事司法实践,而在中国它却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并面临着诸多的观念与体制障碍.借鉴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对于我国在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循证矫正效果评价机制的构建

评估/评价问题始终是现当代监狱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没有对于矫正对象在刑事干预前后的准确评估/评价,我们根本不可能获得"何为有效"的重要信息。在现代统计科学、信息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罪犯评估问题、社区矫正对象以及其他矫正对象的评估/评价一直是确保相关实务工作科学高效运作的基础。在循证矫正的构建和推行中,有必要明确评估/评价理论和机制的地位作用,以达到对矫正干预措施和矫正机制运作状况的充分了解,从而在符合"评估相关过程与业务"的原则下有序开展矫正实践工作。     

菲利刑事实证思想的传承与超越——以刑事司法改革为切入点

菲利在《犯罪社会学》中不遗余力地介绍刑事实证的思想,特别是监狱制度改革的实证：废除独居制,建立监狱官员专业制、监狱分类管理制等,我们可以借鉴上述刑事实证思想为刑事司法改革所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监狱行刑

监狱行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提高新形势下的监狱行刑效能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监狱行刑实践中，今后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转变行刑观念，辩证对待刑之宽严；加强监狱立法建设，完善宽严的措施规定；完善对罪犯的矫正激励机制；推进恢复性司法实践；加强行刑监督，防止宽严不当，以促进监狱工作更好地贯彻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区循证矫正初探--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岳麓区为例

循证矫正即遵循证据的矫正，是“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以证据为本的矫正”)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后的意译词。其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20世纪末该理念进入矫正领域并在美、加等国得到广泛研究与应用。2012年9月，我国司法界正式引入这一理念。在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社区矫正起步晚且存在着社区矫正管理的粗放性、矫治方法的主观化、矫正工作者的本位化、监狱与社区的错位性等诸多不足。借鉴西方的循证矫正理论，对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循证矫正的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实践模式，完善社区循证矫正这一新的司法改革模式，意义重大。     

试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现代罪犯矫正理念的趋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宽有严,宽严适度。新时期的罪犯矫正工作,应当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监狱工作实际,努力提升新的罪犯矫正理念,即坚持程序正义、个案矫正及功能恢复等。人权保障强调不仅要在矫正过程中保障罪犯多项权利,更要充分关注被害人的权利维护;程序正义是监狱矫正工作中的首要体现,依...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创新的探索——以河南省监狱系统教育改造工作为视角

教育改造工作必须通过创新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的科学发展。借鉴国外监狱的有益做法,结合我国监狱工作实际,探索新的工作思路。教育改造工作创新必须以科学的行刑观念为先导,坚持拓展社会化的工作路径,积极引入循正矫正的科学工作方法,并深入践行和灵活运用"5+1+1"教育改造工作模式。     

美国矫正工作人员职业化建设的本土化思考

改造与矫正是美国矫正机构行刑模式的主要内容。尽管美国与我国社会制度迥异,行刑模式也有区别,但其提高矫正工作人员职业化水平的做法和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制约我国监狱警察职业化的因素主要是认识落后、法规保障不足、分类研究滞后。美国矫正工作人员建设在我国的本土化实现：建设监狱警察的职业制度体系;优化工作人员队伍,走特色的＂精警之路＂;培养监狱警察共同的职业思维方式;优化监狱警察职业化建设的外部环境等等,都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课题。     

上政名师

武玉红，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犯罪学会理事。从事刑法学、刑事执行法学、犯罪学、监狱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承担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社区矫正》的教学，主编《刑法学》、《法学概论》等10余部教材。     

加拿大社区矫正介评

为了减少迅速增长的监狱人口数量,加拿大在刑事司法程序的不同阶段,广泛实施各种切实可行的拘禁替代性措施,处于社区矫正的罪犯人数明显超过监禁人数,其社区矫正工作已取得法律、经济、社会三重实效。在中国社区矫正的发展过程中,有必要结合中国自身国情与加拿大的经验,坚定不移地将这一既有益于犯罪人重返社会、树立生活信心,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区矫正工作做好。     

新时期罪犯教育的本质与地位探析

罪犯教育是我国监狱工作中对罪犯进行惩罚与改造的基本手段之一。从罪犯教育的本质来看，罪犯教育是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两种思想、两种价值取向相互较量、相互斗争的过程。从罪犯教育的地位来看，罪犯教育是充分发挥监管改造效益和劳动改造效益的内在主导力量；罪犯教育是使罪犯由犯罪人转化为守法公民的“治本性”决定因素；罪犯教育是中国监狱充分尊重罪犯，保障罪犯人权的根本途径。     

梁柏台教育改造罪犯的思想及其影响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监狱工作作出高度评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监狱工作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做法和经验对新中国监狱工作的创建、对毛泽东教育改造罪犯理论的产生和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梁柏台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监狱工作的创始人之一,研究其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监狱的法制建设、政策确定、机构创建等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于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制度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城市化发展中的罪犯矫正社会化

现代罪犯矫正理论要求通过对罪犯进行专门的、有效的矫正工作,促进其适应社会,最终回归社会。传统的封闭式监狱矫正模式,已无法适应城市化社会的发展,因而监狱对罪犯的矫正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依据中国特有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实现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罪犯矫正的社会化和矫正手段的社会化。     

论“宽严相济”在监狱行刑中的运用

监狱作为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真贯彻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深刻揭示监狱行刑的精神实质,是监狱科学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前提;紧扣监狱行刑的报应职能,是监狱充分发挥刑事政策重要职能的根本保证。在此基础上,切实抓好行刑管理上的具体适用,监狱在促进和谐社会积极构建上的努力才能生动体现出来。     

监狱经济良性发展的基本模式

监狱企业是改造罪犯工作的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为监狱改造罪犯提供劳动岗位，为改造罪犯服务，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从这一科学定位出发，研究监狱经济的科学发展问题，才能寻找到符合监狱企业及监狱经济特点的科学发展模式，进而推动监狱经济的发展。     

外国监狱的囚犯娱乐计划

在外国,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监狱普遍设置有囚犯娱乐计划,开展娱乐活动。监狱犯人娱乐活动包括体育和文化艺术活动两大类,具有功能的重要性、内容的多样性、开展的普遍性特点。监狱犯人娱乐活动,可减轻监狱生活的单调性,有利于维护监狱安全,减少监狱暴力行为和违纪行为,有助于预防犯人重新犯罪和培养犯人有益的业余爱好。当然,娱乐活动,尤其是力量型的体育锻炼活动,应进行适当限制。     

罪犯心理的危险性评估

确保监管安全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基本前提 ,而任何监管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在罪犯个体心理与外部环境作用下发生的 ,因此 ,运用心理评估手段 ,评估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倾向性 ,了解并控制利于发生事故的条件、因素等 ,就能有效预测并防止事故的发生。     

罪犯医疗保健标准初探

为罪犯提供医疗保健是监狱的法律责任,体现了国家对罪犯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然而,监狱应该为罪犯提供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法律规定却语焉不详。监狱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就会承担一些不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制定罪犯医疗保健标准要从实际出发,现阶段我们只能为罪犯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在完善我国的监狱立法之前,根据监狱法的规定,监狱可以先制定一个合理的标准。     

落实罪犯的劳动报酬之我见

尽管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应当对参加劳动的罪犯给予报酬,但12年来这一规定并不能够得到很好落实。究其原因,一方面,财政拨款不足,“皇粮”和“囚粮”不能足额发放,罪犯的生产劳动成为推动监狱运转的力量之一,从而导致监狱经济捉襟见肘,没有足够的财力为罪犯发放劳动报酬;另一方面,监狱企业困难重重,无米下锅、找不到合适的米下锅的情况十分普遍。对此,应落实监狱法的规定,提高对罪犯劳动报酬制的认识,将罪犯劳动报酬划分为给国家、给社区和给罪犯个人三个部分。加大财政保障和监企分开的力度,为罪犯劳动报酬发放提供经济基础。     

行刑中的罪犯文化心理研究

监狱是以刑罚执行为要素的彰显监狱文化力的文化磁场。罪犯在行刑的文化磁场里，在监狱文化力的作用下，产生出独特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罪犯在改造与行刑过程中对监狱以文化为矫正力的意识作用与认知过程的心理反映。罪犯的文化心理通常由文化认同心理、文化需求心理和文化冲突心理组成，具有渐进性、差异性、变更性、递进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开展对罪犯的文化心理研究，有利于科学认识罪犯的改造特性，把握罪犯的行刑轨迹，提升监狱对罪犯的矫治功能和矫正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