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借鉴——以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法治建设必须要汲取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传统法律文化是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土壤,是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宝贵本土资源,是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在立法上,汲取了成文法的立法经验与传统,在立法形式上以法典为主要表征,在内容上将道德融入法律原则之中;在司法上,汲取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慎刑与慎杀的思想与理念,尤其是对于死刑处决尤为慎重;在法律监督上,汲取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御史监察制度中的成熟经验。总而言之,当代法治中国建设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对传统法律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论地方立法程序之完善

地方立法三十多年来，随着立法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立法程序之于法律实体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吸引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地方立法程序的完善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历来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积弊，程序设计和运用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以致立法无序、立法冲突、立法侵权、     

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涵义浅析

在哲学上对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重心由自然事实转向社会文化及其价值意义,这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法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上,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科学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前提。法治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必要前提。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必须以实现刑事立法政策法治化为前提。在目前,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我国刑事政策合理化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含义。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程序法制化的重要内容： 无罪推定原则

程序法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而刑事程序法治是程序法治的核心,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是要实现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以进一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程序法治的一项基础性原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宪法或法律所确定,也被众多的国际法律文件所接纳。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立法及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都未能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缺失,对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为了顺应刑事司法的国际潮流,早日实现程序法治,我们认为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全面地、明确地将无罪推     

立法程序正当化探析

<正>之所以强调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是因为立法程序是否正当不仅关涉一国民主和法治程度,还关系公民基本权益的保障状况。正当立法程序在操作步骤上主要包括立法启动程序、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内在的科学性来源于公开性、参与性、合理性和及时性,它能有效防范立法权因程序漏洞和暗箱操作而被恣意、滥用,确保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我国现行立法程序存在"严进宽出"的缺陷,立法启动程序存在着门槛高、不同     

用法律手段惩处道德失范行为

目前,我国道德领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滑坡""失范"等问题,需要借助法治手段,通过加快社会立法工作,激发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净化能力;需要增强法律惩处力度,建设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底线道德"原则;需要将突出问题纳入到法律调节范围中,强化法治监督力度,从而顺应法治社会的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融入法治社会的逻辑与路径探析

法治社会建成需要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对法治的利益、价值和路径选择形成普遍的认同。我国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法文化蕴含的优秀因子,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法律文化心理,成为维系民族延续性和时代性的纽带。优秀传统法文化浸润法治社会建设是立足现实需要和二者自身发展的双向互动过程。法治社会建设从传统法文化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将传统立法、吏治、司法和德治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运行机制中;传统法文化在适应时代要求、进行创新与转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二者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解决法治社会建设治理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对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思考与研究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入,法律解释制度日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也逐步体系化、正规化。法律解释连接着立法和用法,对于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分析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实践的现状和不足,找寻问题产生的根源,突破理论局限,寻求解决的方法,促进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日益完善,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解释制度,为法制建设服务。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初探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其立法模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反恐刑事程序立法技术、经验,背景、习惯,体系及价值取向等内容,而且是一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有助于维持本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广开言路听民声 集中民智求良法——省人大常委会《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侧记

所谓开门立法,即在立法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积极参与,实现立法民主化。我国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只有遵循民主的立法程序制定出的法律,才能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社会“公器”。因此,推行一种民主化的开门立法程序,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浅议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我国几经波折,而今终于走向了健康、有析的发展道路。放眼未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必然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等方面扎实推进。在立法数量增加、法律体系完善的同时,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尤其是完善法治运作机制,提升公众对法治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将会成为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     

论文化转型中公务员的法律意识

目前,中国正处在从人治文化走向法治文化的转型期,从法律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公务员应该摒弃权力至上主义,确立法律至上意识;应该摒弃法律虚无主义,全面确立法的功能意识;应该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全面确立法的价值意识;应该摒弃法外特权观念,强化法的责任意识。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目前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     

法文化一般理论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这只是从立法和制度层面来说的。从更深层面来看,全社会公民并未确立起对法律的信仰,法治观念尚未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在法律实施方面,有法不依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法文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摆脱法学理论研究中的彷徨状态,寻找法律建构中的有效路径。法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而法文化的一般理论是法文化研究的基础。     

新论

文化的法治与法治的文化当前,我们的文化法治状况远不适应新时期文化发展的需要,主要文化领域的立法多以行政立法为主,既不适应保障公民宪法上文化权利的需要,也难以为文化秩序的优化提供合格的规制框架。在缺乏有效法律规制的文化市场上,常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低俗乃至于色情、暴力文化横行,     

中国保安业若干问题的断想

以法治业的必然性与 “立法热”的理想化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体现。以法治国是国家理性发展的趋势。纵观我国保安业的发展，正面临着从地方行政管理到以法治业的转折。保安业基础性、规范性、前瞻性法律的出台，将是我国保安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国的国情和保安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实现以法治业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立法只是以法治业的前提，只能说保安业得到法律的确认。我国保安业有法可依的路还很长，它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最重要的是作为服务性行业首先要为社会服好务，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生存发展。“三个…     

规范立法活动与提高立法质量——兼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正>规范立法活动和提高立法质量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立法制度完善的同时,执法、司法、守法共同构成我国法治发展新的评价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为新的法治方针,这也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引入了多元的价值诉求。为适应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问题,发挥立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立法法的修改务实、必要。立法法是健全我国立法制度的主要规范依据。自2000年施行以来,立法法在规范立法活动、完善     

法治博览

<正>立法质量决定法治质量朱卫国2010年5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载文《立法质量决定法治质量》认为,立法是法治的基础,立法的质量决定着法治的质量。质量不高的立法不但难以实现立法的宗旨目的,而且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并危害法律的权威。而要提高     

“无知之幕”的中国情境与纠纷治理的司法困境

中国已率先完成了一套法律文本体系,由于在立法中秉持形式法治的理念和"粗放式立法"的偏好,再兼对传统伦理习惯等本土资源的排斥及对工具性、技术性的片面追求,导致这套法律体系缺乏应有的历史、文化视野,"合法性"基础较弱,从而与现实生活形成了深深的抵牾,这突出表现在纠纷治理所面临的司法困境。法治元素虽被引入民间纠纷解决框架但尚未得到人们普遍认可,"无知之幕"面临中国情境,纠纷的自然机制与社会设置存在着深深的抵牾。在社会结构尚未定型、社会安排尚未凝固的情况下,"解纠"的司法制度安排需要形成法治的中国样式,在激活传统的伦理、文化等内容,打通民间生活与法律系统通道的基础上,将有助于纠纷治理的传统文化、政治伦理、社会人文等因素逐步导入从立法、执法到司法、普法的诸环节,使法治的理念有所依附,这将为纠纷的司法治理提供新的解释和策略。     

地方立法的区县“基因”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按照现代法治理念，法律、法规不再是立法机关专属的“私人产品”，而是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公共产品”。立法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广纳民意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立法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不少地方不仅实行了“开门立法”，在立法程序广泛听取社会民众的意见，而且还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征集立法项目，以确保制定的法律、法规符合民众的利益和市场的需求。这就使得，区县人大参与地方立法工作成为可能。     

立法论证: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

法律如何获得正当性是困扰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对于正当性概念自古就有主观面相和客观面相两种争论。发展至今,程序规则成为主客观统一的中介。于是,有关法律正当性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于有关立法程序规则的设置上。对此,本文进一步认为,只有确保充分实现论证的立法程序规则才能发挥其向法律输入了正当性的功能,因此,是立法论证构筑了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