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描述、解释到批判:嬗变中的民族志写作方式

民族志写作方式不是一系列写作方法的汇总,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具体场域下的实践.它本身的出发点和目的、写作视角、修辞方法以及理论诉求等都是和人类学学科不断进步和完善相映衬的.因而从描述、解释到批判的民族志写作方式,一方面体现了民族志不断发展以及其写作方式的不断深入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类学学科不断追求"文化多样"和"人性普同"的发展历程.     

叙事:民族志纪录片深藏的秘密?

所有的民族志纪录片都包含叙事的表征.参鉴民族志写作对叙事本质意识的逐步增强,可以理解为在民族志纪录片制作中对叙事操控的合法性.民族志纪录片制作者必然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决定素材取舍,从而让观众分享他们的民族学学识,当然同时也有可能让他们的个人偏好和理论倾向间接地影响到民族志纪录片.结构一部民族志电影,首要考量的问题是如何让观众感到带有此类结构的影片是易于理解且富有吸引力,由此涉及各种叙事模式的应用,有些叙事模式是主题本身固有的,有些则是影片制作者设计和赋予的.尽管民族志纪录片制作者并没有以自觉的姿态来思考叙事规范,但有必要承认民族志纪录片制作应遵循特定的叙事规范这一事实.     

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

民族音乐作为我国音乐领域的重要艺术瑰宝,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与重要载体。随着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中国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的交流日益频繁,音乐人类学理论启发了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发展。新形势下,以音乐人类学为主要依据,以科学的比较方法和田野工作的实例作为根本出发点,从发展的角度分析和研究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对促进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志方法科学性阐释——兼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移植的可能

本文通过文献整理的方法,对民族志研究方法做进一步的梳理,阐释了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科学性,描述了不同时期民族志方法的科学性标准的变化过程,从而重新定位新时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合理性与科学性,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尝试探讨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移植的可能。     

民族志与"我"和"我的叙述"--以刘新《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的谱系》为例

当前民族志文体的创新不断涌现,刘新的<自我的他性>一书可归为实验民族志一换类.其不仅成功地将转型时期中国人的存在状态概括为"自我的他性",而且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对人物的分析应当发展成为人类学理解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方式;经典民族志所呈现的"真实"的概念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反对在民族志中将主体性当作一种类似实体或本质的东西,而应采取历史主义的立场.     

民族志翻译——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的有效途径

民族志诗学与民族志实践,对少数民族典籍外译具有重要的启示。少数民族典籍外译最具操作性的途径是由懂汉语和外语的译者与既懂汉语又懂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合作,以汉语为中介语进行翻译,并把充实的民族志背景信息融入其中。民族志诗学提倡的"可表演性",使译本保留原文本的"活态"特征,对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启迪。     

合作的想象

对民族志进行反思的过程,包括了对田野研究中民族志学者与当地报告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对与民族志文本伴随始终的想象特质的正视和承认,以及对民族志所承担的任务和作用的重新认识。在全球化的当下,人类学的民族志是民族志学者和对自己的角色有主见、有认识的地方合作者共同制造的想象,而民族志的功能则是对这种合作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作为一个媒介而不是真理的知识,让人们能够了解、研究这种合作关系。     

少数民族音乐产业化对现代音乐发展影响研究

少数民族音乐是各少数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带有民族风情与民族精神的艺术形式,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审美意义。在当代社会,流行音乐风靡大街小巷,少数民族音乐式微,甚至一些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正在走向消亡。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现代音乐的多样化发展与音乐创新具有关键作用。为了扭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颓势,促进现代音乐发展,中国音乐人必须面向市场,推进少数民族音乐市场化进程,使其走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中国民族志电影的魅力与特征

传承与创新二律背反要求动画创作者深入具体生活。民族志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种常规研究方法,具备独树一帜的深入具体生活的特点,对动画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我国民族志电影经过60多年发展取得了国际领先的学术成就,丰厚的纪录片成果积累可成为动画创作的素材来源。     

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

一般认为,民族志的科学范式是由马林诺斯基出版于1922年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奠定的,它体现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科学人类学对田野作业、理论或主题、民族志三要素的结合。近年来进行学科反思的学者指出,过于强调马林诺斯基的贡献其实抹煞了民族志方法早在1922年以前的一个时期就逐渐发展起来的事实;更重要地,对马林诺斯基的文本和学术背景的研究表明,他所谓的"科学"民族志既包含了诗学也包含了政治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