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双重性——论马克思的资本文化哲学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动有着否定性与肯定性并存的两面性：资本的肯定性就在于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资本的否定性在于资本本身的反人性、反历史以及最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本性。但即使是资本的反人性问题,马克思在批判异化时,承认了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马克思还认为,资本的文化逻辑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提供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即自由时间的现实性存在,这是更深层次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应对“风险社会”的优势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风险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风险社会＂的出现正在从制度上和文化上影响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将矛头指向资本扩张的贪婪本质和割裂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虽然资本逻辑对于中国的影响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非但没能远离风险社会,可能在应对风险社会上还会遇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艰难的问题。但是,＂避风险、求和谐＂是中国人数千年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中国传统思想中应运而生的除了＂爱人＂还有＂爱自然＂,注重人文关怀,讲求天人和谐等,由此我们相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于治理风险社会、防御现代性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社会资本：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之间具有天然的逻辑联系,其对于政治稳定具有基础支撑作用,＂信任＂社会资本是政治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规范＂社会资本是政治稳定的秩序性基础,而＂公民参与＂社会资本则是政治稳定的民主基础。近年来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都和社会信任度下降、社会规范不健全以及公民参与渠道狭窄等社会资本因素密切相关,培育社会资本、促进政治稳定是摆在学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略论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构成詹姆逊整个后现代理论基石,其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描述及其背后的社会现实的深入洞见,他剖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实质上并不是所谓的＂文化霸权＂,而是＂资本逻辑＂。进而历史辩证地阐发了后现代主义必将被马克思主义所超越的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对后现代社会提供更广泛的关照和更深刻的理解。     

论环境刑法的思想冲突与让度

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主义刑法理念与环境问题的生态价值观存在冲突;环境刑法需摆脱法治困境,在两种价值观之间搏弈,以秩序价值为冲突缓和的契合点;只有对传统刑法理念进行合理让度,才能在和谐社会下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当代启示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我们身边的经验和事实。＂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使马克思得以在更加宽广的视域中审视分工进而开启其世界历史话语,而且,＂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也因分工的介入而向我们敞开了。＂实行最广泛分工＂的大工业首先开创了世界历史,并确立了世界历史的资本主导逻辑。分裂是分工向全球扩展的＂现代性＂后果,合作是分工发展的＂全球化＂效应,人的解放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中资本的历史命运北大核心

马克思将货币从流通媒介到流通目的的历史转化看作资本生成的流通条件,并运用唯物史观基本观点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说受生产力的决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看,资本运行的现实逻辑应当从资本的增殖秉性、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权力这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资本运行逻辑同时产生了资本发展的三个悖论:经济悖论、生态悖论和人的发展悖论,并进一步表现为资本自我否定的历史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鉴于资本的双重作用,要合理规范并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数字拜物教与资本逻辑的“耦合”现象批判——基于马克思资本批判视角

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以来其外在形态发生了变化,但资本的增值本性未变,资本逻辑一方面作为拜物教的社会历史根源,另一方面同拜物教相“耦合”推进资本的增值。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依然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数据”成为资本增值得以实现的载体,与之相对应而衍生出了数字拜物教,在同数字资本逻辑相“耦合”中不断模糊劳动与休闲的界限,实现了对数字劳动的隐匿性剥削。消解此类剥削现象需从资本逻辑的破解入手,坚持马克思开辟的资本逻辑批判的科学道路揭露其内在否定性,并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打破资本逻辑提供现实道路。     

授权经营体制下国有资本运作的功能目标及改革逻辑

加强国有资本功能的研究是改革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共同指向。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要求监管职能向资本再聚焦,建立资本市场化运作平台、加强其职能建设,并提出了夯实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治理基础、清理和理顺长期积淀的体制性问题、提升国有企业的行业和社会影响的目标要求。本文认为,国有资本的改革逻辑在于: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分类管理与最优规模;实现国有企业资产承载效应的最大化与资产定价机制构建;实现国有资本功能体系的规范化与效率化。由此,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平台有必要聚焦资本功能——运作目标内部转化机制、资本功能建设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整合机制来优化企业组织设计。     

关注刑法解释的司法逻辑——兼及刑法教学如何适应司法实践

在刑法学语境中,司法逻辑是体现定罪量刑的司法本质并为＂刑法是司法法＂命题所蕴含的实体性实践逻辑。司法面向的刑法理论和教学是解释性的,其司法逻辑的哲学精神是主体间性。刑法解释的＂说明论＂不讲主体性,＂理解论＂不讲主体间性,都偏离了司法逻辑。由于＂前见＂（刑法概念）的非司法性,传统中的法益一元论、规范一元论以及法益与规范二元论这些＂前设＂,也都偏离了司法逻辑。要实现刑法解释的司法逻辑化,必须回到司法过程,重要的是刑法学应致力于为控辩双方建构合乎过程正义的逻辑和说辞。     

广告文化中"自然"的意识形态化

"自然"这个原本作为自为存在的事物在广告文化中成了被大量操纵的能指符号用来推销产品,这同时也是重新塑造一个"自然"的过程,"烹调自然"与"回归自然"成了广告文化中两个重要的策略,而这种广告文化最终在改变着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这种广告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影响巨大.     

刑事悬赏广告研究

我国法律没有关于悬赏广告的明文规定 ,理论界的研究也多针对民商事悬赏广告。我国刑事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应定位为职责性单独行为 ,广告人只能是司法机关 ,悬赏金的支付应区别对待。     

论虚假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

虚假广告对社会的危害很大.现行广告法中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不包括广告代言人,但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传播中往往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代言人的这种"超脱"身份在法律关系上产生了风险和收益的不平衡,建立代言人法律责任制度具有合理性.代言人应承担特殊的有限责任.     

网络广告及其法律规制

根据我国网络广告发展的现状,网络广告目前存在七个方面的法律问题.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网络广告的规制以及这种规制的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对网络广告的规制应该建立在对数字化广告和互联网技术特征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现行法律基本原则和体系,通过完善立法、行业自律、消费者自我保护等手段综合进行,既要及时规范又要促进发展.     

虚假广告的认定及其治理

市场经济离不开广告,然而,虚假广告的大量出现,不但损害了消费者和同行竞争者的利益,而且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为了严厉打击虚假广告,维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完善立法和执法工作,加强惩处力度,发挥教育和监督的功能,坚持预防与治理双管齐下,从而有效遏制虚假广告.     

论我国悬赏广告的立法完善

悬赏广告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广告，但很遗憾的是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并没有关于悬赏广告的专门规定．这无疑加大了此类纠纷的处理难度。关于悬赏广告性质是要约还是单方法律行为以及基于此产生的法律效力，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基于采取单方法律行为说与悬赏广告可以撤销的观点，使关于悬赏广告的规定在我国立法中有所体现，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立法体系，而且能减轻实务中处理此类纠纷的难度。     

广告与法律的关系之我见

广告的传播已成为生活与商品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然而广告业界与广告监督管理之间观念上存在差别。在法理上 ,不论是何种广告 ,凡是弄虚作假欺骗他人的 ,均应承担法律责任。     

广告与青少年自我形成

市场与媒体的发展导致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广告越来越多,而作为消费群体的青少年正处于自我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广告对青少年有哪些影响,广告与青少年自我形成之间关系如何,应该如何处理广告对自我形成的负面影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青少年广告接触的种种表现,剖析青少年广告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动机,从自我概念、自我形成等层面对青少年广告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透析植入式广告

目前我国植入式广告正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种新型广告传播模式,我们有必要清晰了解和把握该种广告模式的本质内涵,用发展性的眼光正确理解、有效发挥其良性传播效力。     

试论我国虚假广告的法律界定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虚假广告已泛滥成灾.然而,我国现行法对虚假广告的规范和界定过于简单,形式上虽然采取了综合调整的立法模式,但实质上并未形成统一的虚假广告法律评判体系.因此,为更好满足法律适用的需要,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采用学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整合,同时借鉴美国法律对虚假广告认定的一般做法,从而对我国虚假广告的一般界定与构成作出相对完整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