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马关系及其前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强调国家之间在“认知—实践”上的差异,认为国家的身份认定影响着其利益和行为,而国家的身份则是由国际社会建构而成的。据此而看,由于在冷战前后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在各自或相互身份的认同上的变迁就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巨大变化。目前,中马关系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好时期且前景广阔,但由于双方在身份及其认同上仍存在着差异,故在发展关系时还有一些变数需要特别注意。     

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

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经历了一个与东盟关系的长期互动过程。在东盟成立之初，由于新加坡担心东盟成为印尼在地区谋求霸权的工具，担心过多地参与地区政治事务会威胁到其自身的独立与生存，因此，新加坡更多地是充当着谨慎参与者的角色。随着东盟内部关系的稳定，政治、经济合作慢慢走上正轨，新加坡开始重新审视东盟并修正其地区身份定位。新加坡在与东盟的长期互动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其在东盟中的身份定位：即东盟发展过程中的低调领导者。     

东盟构建安全共同体之建构主义分析

2007年11月,在东盟第13届首脑会议上东盟各成员国正式签署《东盟宪章》。《东盟宪章》强调“在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问题上……通过一体化推广东盟身份认同,以增强东盟大家庭意识和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由此可见,东盟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整体思路是,通过东盟一体化构建东盟国家集体身份认同,通过构建东盟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内化东盟诸国认知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并共享地区和平观念,进而达到实现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目标。建构主义关于安全共同体形成的“三个层级”假定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与中国—东盟社会文化合作

东盟成立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在人类发展、社会福利和保护、社会公正和权力、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东盟身份认同等领域内开展合作,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以推动东盟社会文化发展。中国—东盟社会文化合作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经验有相通之处,坚持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政府交往和民间交流并重的方式进行合作。以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成立为新契机,中国应正确认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发展现状、中国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定位以及中华文化在东盟的影响力,以推动中国—东盟社会文化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     

冷战后中国—东盟关系的英国学派分析

本文首先对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进行了梳理,详细分析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关系,并用此分析冷战后的中国—东盟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东盟之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社会,主要依据有:两者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两者关系的机制化程度不高。所以,要改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至少做到:加强中国与东盟的跨文化交流,真正发挥双边国际制度的作用。     

后冷战时期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演变

冷战时期日本和东盟间的经济合作为后冷战时代双方的安全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日本为了成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在安全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制衡迅速崛起的中国,在冷战后积极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双方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都展开了深入的合作。而日美同盟及东盟对日防范心理则是双方安全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     

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标准,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这些充满疑虑和矛盾的认识与评判,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调整与规范国家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新冷战”与中俄美三边关系——身份、国际权力结构与国内进程

本文从国际权力结构的身份确认、加入方式和与国际体系内其它国家的关系入手，认为俄美近年来的对抗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不同层次上，不构成“新冷战”，不构成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替代性挑战。中俄联盟的可能性极小。国际制度安排、国际金融危机在更高层次上限制着俄美冲突的性质和范围。中国崛起比所谓“新冷战”有着更大的时代意义和体系影响。     

集体身份认同与跨国区域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关于东亚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思考

集体身份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然拥有的社会角色,对某种集体身份的认同或排斥是选择的结果。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集体身份认同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整合的成功与失败。对于区域性国际社会成员而言,国家认同和跨国社会共同体认同是最重要的集体身份认同。这两种集体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关系,并对地区局势乃至全球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东亚共同体建设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身份认同基础,但这种认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存在着退化的风险。在目前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国际局势下,东亚一体化进程可以采取多轨道、多线路、多层次、多领域、以小促大、以民促官的方式逐步推进。其中,培养东亚各国及其国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和构建东亚社会共同体最为关键。     

论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墨西哥的关系——以国家身份为视角

基于对第三世界国家身份的认同,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墨西哥迅速拉近距离,实现了建交和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正是这种认同使中墨关系超越了相互间在历史、文化背景、基本国情、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关系的典范。在此过程中,国际格局的阶段性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是加深彼此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日本及其战略选择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正处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内精英层对东亚安全中日本的定位基本上可分为三个派别:"现实主义派""东亚共同体派"和"脱离对美从属派"。日本国内精英界有关东亚战略选择的讨论也呈多元化的趋势。在官方层面,自2012年上台的安倍政权的战略选择徘徊于"对美从属"和"自主独立"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家战略的具体落实往往受到其国内政治、美国的态度和其自身文化思维——身份认同和非理性因素的制约未来日本的战略走向,将取决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实力消长、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对其身份认同的调整。     

地区性国际组织与地区治理——东盟的东亚国际秩序观与中国-东盟-美国关系

理解东盟国际秩序观和对外关系有3点至关重要:第一,东盟对于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联动性的认知;第二,东盟对于地区治理的期待的核心在于东盟内部团结;第三,东盟与大国看待国际秩序和地区治理的视角不同。东南亚可以分为海洋东南亚和陆地东南亚两个部分,东盟的5个创始成员国属于海洋东南亚部分,冷战中他们的国际秩序观的共识是东盟成立和发展的知识基础。冷战后,中国的崛起以及东盟扩大到陆地东南亚部分带来了东盟内部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观的出现,东盟原有的以海洋东南亚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观共识受到挑战,而东盟新的国际秩序观共识还处于变动期。作为地区治理的重要行为者,东盟未来能否继续发挥稳定次区域和沟通大国关系平台的作用,关键在多大程度上东盟内部,东盟与中美之间在国际秩序和地区治理的认知上达成新的共识和理解,这些也将成为本地区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知识基础。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改变了吗?——析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

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经历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认知的调整突出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复合型特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被忽视。     

后冷战时期波兰的民族认同与俄罗斯观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民族的“他者”的变化互联互动。饿罗斯在波兰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以“他者”的角色而存在，对后者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就波兰人的民族认同来说，俄罗斯的负面形象发挥着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功能。后冷战时期的波兰完全放弃了关于其身份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旧有观念，其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剧变后的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深刻影响着后冷战时期波兰的俄罗斯观的转变和波俄关系的调整。     

越南与东盟一体化:在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

本文以东盟一体化发展进程为背景,分析不同时期越南在东盟一体化中的角色及作用。冷战时期,越南的民族主义推动了东盟的诞生;后冷战时期,越南与东盟改善关系并加入东盟,越南的地区主义助推东盟的扩大和深入发展。越南在东盟一体化中的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越南依据其民族国家利益,结合世界和地区情势做出的理性选择。东盟共同体建设完成后,越南仍然会以其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充分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在东盟一体化中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动力与目的: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身份转变的成因

本文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身份由"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到"积极贡献的新兴大国"的原因;在"转变动力"与"转变目的"分析框架中,选取国际制度和预期目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治理身份转变的因果机制;在"德班平台谈判"期间,揭示中国治理身份和行为偏好转变原因。本文强调国际制度对中国外部身份认同的激励和内化作用,建构预期目标对中国内部身份偏好影响路径,认为三者在动态循环中达到"内部结构均衡"。     

浅析冷战后美国与印尼军事关系的演变

冷战结束后的15年中,美国与印尼的军事合作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中断到恢复、不断升温。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根据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后国家利益的侧重点也会变化这一视角进行解读。建构主义认为,观念会影响身份的建构,美国与印尼观念的变化对它们身份和军事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印(尼)军事合作关系的恢复和升温,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环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盟崛起与中国东盟关系的重构

在冷战后国际格局的转换过程中,国际舞台不断出现新生的力量,催生多元结构的形成和多极体系的发展。在亚太,东盟以其组织的不断壮大、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日益成为该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极。东盟的崛起与强大,对亚太的邻国形成新的影响,使之面临如何调整与东盟关系的问题。未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趋势已成为我们亟待思考的新课题。一、巩固和发展传统的合作与友好:中国与东盟关系重构的基石作为同处亚太的中国与东盟各国,无论在文化传统、经贸往来,还是在地缘政治方面,关系都十分密切。在构筑二者未来关系时,我们应首先看到彼…     

美国对印度、朝鲜核政策的比较研究：建构主义的视角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近十年面对印度和朝鲜发展核力量的努力,美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核政策。美国对印度持友善甚至支持的态度,而对朝鲜采取对抗性政策。本文试从温特的身份建构主义并结合语言行为的角度分析,揭示美国形成不同核政策的原因——美国对两国构建起截然不同的身份。冷战后,美印互动促使美国对印度在冷战时期构建起的非敌非友身份向准盟友方向转化,而美朝的互动强化了美国在冷战时期就已经构建起的敌人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