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2020年1月12 H,由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9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推出。此次入選的十個刑事案件均為人民法院報2019年所報道的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公眾關注度高、審判結果具有重大突破、對公序良俗有重要示範引領作用的刑事案件。     

司法公開的中國表達

2013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浙江法院陽光司法指数新聞發佈會,我國首部以獨立、客觀身份從審務公開、立案庭審公開、裁判文書公開等5方面對法院進行測評的報告由中國社科院法研所發佈。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發佈《關於推進司法公開三大平臺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佈裁判文書的規定》,要求人民法院全面推進審判流程信息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臺建設。報告的公佈,《意見》和《規定》的出臺,無不顯示出中國正集中力量以司法公開推動法治中國發展。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將法治建設擺在更重要的位置,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實現這一目標,把握司法為民公正司法這條主線,司法公開無疑是一條重要路徑。本期特選取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劉樹德的文章,深入分析司法公開在中國的相關規範和實踐。     

司法裁決路徑的選擇

一、問題的提出 法律得以正確的適用是每個法律人的不懈追求。但我們卻時常會遇到這樣的尷尬：無論是法律條文的應用,還是從理論上進行推演,一個案件的處理似乎都是準確無誤的,但其造成的社會反響卻是與法律的價值追求背道而馳的,甚至可能會被認爲是非正義的。在引起廣泛關注的南京彭宇案、天津出租車司機許雲鶴案等案件中,法官依照侵權法及...     

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產生70名議員

2016年香港特區立法會換屆選舉9月4日進行投票。這次是香港回歸以來競爭最激烈的立法會選舉,共289人競逐70個議席(由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别各選出35名議員)。新一屆立法會任期會由今年10月1日開始,為期4年。根據香港特區《基本法》,立法會是特區的立法機關,主要職權包括: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審核、通過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監察特區政府工作;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以及有權對行政長官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2016年9月5日傍晚,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     

知識產權法院:任重而道遠

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重慶發佈《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4)》白皮書,以及2014年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10大案件、10大創新案件和50個典型案例。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14年)》(以下簡稱《年度報告》)。與此同時,上海、湖南、四川、福建等多個省份的高級人民法院也陸續發佈了知識產權的十大案件和司法保護狀況的白皮書。4月23日,珠海中級法院成立自貿横琴片區知識產權巡迴法庭。     

救助義務入法之可行性研究

救助義務(duty to rescue)作爲侵權法中一種極具道德色彩的法律制度,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它詳細規定了人們在他人面臨危難之時,若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則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在大陸法系的國家,尤其是歐洲大陸、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中,救助義務都被視爲公民所必須履行的一種強制性義務。若違反該義務造成了嚴重後果,還需要承擔刑事法律責任。普通法系國家嚴守著個人主     

人民法院年度審判數據要覽（2011）

一、執法辦案數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11867件,同比下降1.81%;審結10515件,同比下降1.04%;審限內結案率為95%。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12203703件,同比上升4.3%;審結11478505件,同比上升4.36%;審限內結案率為99.01%;案件標的金額16559.22億元...     

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背景與內容

正2013年年初,中央部署了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的工作。在2003年11月舉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更是把「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爲適應公正司法的要求,建立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權力運行模式,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於2013年10月15日制定了《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稱「改革方案」),確定了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河     

中辦、國辦發佈首個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職規定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正式印發了《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規定共二十七條,細化了司法人員各類權益保障機制、拓展丁司法職業保障範圍,是首個全面加強法官檢察官依法履職保護的綱領性文件。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部署的重點改革任務。《規定》的出台,對於全面推進以司法責任制為核心的司法體制改革,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長期以來,權益保障機制不健全是妨礙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的重要障礙。《規定》以立足執     

卷首語

21世紀以來,司法體制改革已成為國人共識。在司法體制改革深入推進的十多年時間裹,中國司法制度建設在尊重與保障人權、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改革和完善律師制度、法律援助便民措施實施等方面不斷發展與完善,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制度架構已然成型並經完善,為保證其正常運行和有效作用,提升司法制度在民眾心中的權威,即加強司法公信力建設,在改革的深化階段便顯得尤為重要。     

论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兼评《公司法》第149条第3款

《公司法》第16条与第122条均不属于效力性规范,仅是公司的内部管理规范。除非公司证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晓公司董事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下还接受公司的对外担保,否则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效;若公司章程未就对外担保事项作规定,应将对外担保作为董事会的决议事项,使担保权人、公司、公司自身的债权人以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够获得适当的平衡。在对外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过于注重对债权人的保障而忽略了对公司利益的维护,有必要予以适当修正。     

论一人公司关联担保的效力

一人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联系,无论是股东为公司担保还是公司为股东担保,都属于商业活动中的正常交易安排。一人公司为股东担保具有无可替代的融资价值,且在功能上并不等同于股东以股权作为债权的一般担保。若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关联担保的损害,债权人可以通过法人人格否认等事后制度予以救济,故而一人公司的关联担保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公司法》第16条的适用对象并不包括一人公司,现行法也未限制一人公司的关联担保能力,因此一人公司为股东担保的效力应予肯定。至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可以通过一人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予以保护。在实质一人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时,其效力在解释上亦应与形式一人公司保持一致。在具体诉讼中,则可以通过证明责任倒置解决实质一人公司认定困难的问题。     

公司承包经营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公司承包经营在性质上属于狭义的委任经营,其中的权利义务安排对经营者人力资本与企业资本的合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公司承包经营并不影响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机制目的的实现。作为一种特殊经营方式,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在现有公司法律框架下有广阔的存在空间,并且无损于他人利益,其效力应得到法律的认可。法律应对合同主体、适用范围以及承包费的支付等事项进行明确规定,为当事人的公司承包活动提供明确指引。     

SPECIAL NEEDS CHILDREN IN FAMILY COURT CAS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escribing cases involvi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at are increasingly being seen in family court. Three categories that represent the most common of such cases include (1) acute, life-threatening medical conditions; (2) chron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and (3)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yndromes. After detailing the nature of the disabilities in each category, perspectives from the bench are offered with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nd general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case management. This is followed by a proposal of an innovative conceptual model—the Individualized Parenting Plan (IPP)—that organizes and integrates nine domains essential for a comprehensive parenting plan for special needs children.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list of sixteen strategic guidelines for servicing the families of these special needs children, in their best interests.     

论公司融资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以信息资产与责任为中心

信息、资产与责任是公司内外部利益群体利益博弈所借重的重要工具,更是债权人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手段。信息将资产向外传递的效率与质量,需要借由规制高管与审计师的责任对其＂保驾护航＂,以此为连结,法治理念的树立、严法以治的方向、高管对债权人信义义务的规制以及案例法经验的借鉴与吸收,有利于强化高管与审计师责任,更加有利于保障信息可以全面、高效地将公司资产情况向公司债权人传递,继而保护债权人利益。     

公司法规则的回应力——一个政策性的边缘理解

法律现实主义者十分关注法律的回应力。按照法律回应力的分析工具,最佳的公司法模式是有很强"回应性的公司法"。全球公司法的回应力模型可以区分为私人方向的回应模型和公共方向的回应模型,中国大体居于一种中间主义的状态。公司法的回应力取决于利益主体的识别、利益机制的设计以及回应成本、回应时机的考量。按照法律分工的模式,中国公司法的回应力应更集中于公司、股东以及董事、高管的利益调整,淡化其他的回应需求;要细分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层次;在回应成本和回应时机上进行改良,强化立法性、民间性、司法性回应机制,成立公司法改革检讨委员会、承认公司内部解决纠纷的能力、成立专门的公司法审判庭或者商事法院、促使裁判文书公共化。不同的公司法回应力政策会产生不同的系统性效应,导致不同的"习惯性沉淀"。要使沉淀的"法律资本"有用武之地,公司法必须持续保持其回应力。     

董事忠实义务及其扩张

董事忠实义务在本质上是董事信义义务,与勤勉义务并列,成为约束董事行为的法定机制。董事忠实和勤勉义务均建立在公司与董事之间的信义关系基础上,均以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为宗旨,但规制重点不同。忠实义务主要规范董事与公司之间利益冲突关系,勤勉义务旨在推动董事发挥聪明才智,两者共同成为评价董事履职的主要标准。忠实义务与民法中禁止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的规则之间关系密切,但在制度功能和义务要素上仍有重大差别,不能彼此替代或混为一谈。随着现代社会中公司交易复杂化以及公司集团现象普遍化,规制公司与董事利益冲突的公司法规则正在从“绝对禁止”向“禁止缓和”发展,忠实义务主体则已适度扩张至控股或主要股东,成为补充调整股东与公司关系的特殊机制。     

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实务解读

《担保法解释》暗含禁止公司为股东与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之意。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思路是: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为公司股东债务提供担保有效。在幸福实业担保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是: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为公司股东债务提供担保也一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司对外担保效力问题的立场有些含混。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in Bolagsupplysningen: The Brussels I Recast Regulation's jurisdictional rules for online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further clarified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Brussels Ibis Regulation governs the jurisdiction of Member State cour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The reference for a preliminary ruling coming from the Estonian Supreme Court in the Bolagsupplysningen case offered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other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cial ground for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rticle 7.2).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s Grand Chamber ruled that legal persons, like natural persons, have the option of bringing a claim based on the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by an online publication before the courts of the Member State where their centre of interests is located. It laid down that the centre of interests of a legal person pursuing an economic activity is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the place where the company carries out the main part of its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victim of a tortious internet publication can only seek an order for rectification and removal of the incorrect information in the courts that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e entirety of the harm sustained and not before the courts that only enjoy jurisdiction with regard to the damage suffered in their terri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