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鸣事件”的来龙去脉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曾特别提到“何鸣危险”，要大家引以为戒。1945年8月，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呜危险”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到底什么是“何鸣危险”？毛泽东为何一再提及此事？这需要从何鸣其人及“何鸣事件”谈起。     

也谈“何鸣问题之我见”

何鸣是闽南革命斗争史上很有影响。也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粤边游击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9年在新四军被处决。“解放后,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尹林平等领导同志谈论何鸣问题时,都认为“处决他是在战争条件下的错案。”①《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刊登陈亚芳写的《关于何鸣问题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陈文),说“关于何鸣是叛徒反革命,还是好同志犯了错误,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结论”。对此,笔者认为问题的提出及其论述     

“何鸣危险”的由来

何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原本并不特殊，然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要注意“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1的警戒”后，何鸣因此而名声大噪，成为上了《毛泽东选集》为数不多的中共福建党史人物之一而入了另册。     

回忆张云逸和张鼎丞同志谈何鸣问题

何鸣是闽南革命史上很有影响的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开始时,何鸣作为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代表,与国民党一五七师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在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的“漳浦事件”中犯     

"何鸣危险"的由来

何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原本并不特殊,然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要注意"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后,何鸣因此而名声大噪,成为上了<毛泽东选集>为数不多的中共福建党史人物之一而入了另册.     

张云逸、张鼎丞认为不能说何鸣是叛徒

张鼎丞说:何鸣不是因为“漳浦事件”受处决的,而主要是由于怀疑他是日本特务被错杀的。在新四军二支队开赴苏皖前线的时候,何鸣和几个过去在红三团工作的台湾籍医生,如谢瑞生、张智赫、骆奇峰等被审查。     

浅谈何鸣之死

何鸣原是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之一,曾一度代理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1939年6月,他在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被军法处处决,时年36岁。关于何鸣之死,多年来一直说法不一:有的疑他被俘“叛变投敌”;有的说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有的认为“处决何鸣是一起错案”。究竟何鸣问题如何?他为什么被处死?本文拟以近几年来所调查研究的有关资料,浅谈何鸣之死。     

关于何鸣的红三团任职问题考辨

相当长时期以来,举凡涉及“漳浦事件”、“何鸣问题”的一些党史著述与回忆录,都把何鸣说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以下简称‘红三团’)”及其后来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三支队(以下简称红三支队)”的“团长”(“支队长”)、“政委”或“团长兼政委”。但是笔者最近发现,这些说法都与史实不符。现将何鸣的任职问题考辨如下。红三团是创建于1932年5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期间的地方红军,受中共漳州中心县委领导。首任团长冯翼飞,副团长尹林平(又名尹利东),政委王占春。当时,何鸣只是任连队的政委。中央红军撤离漳州后,6月初,王占春在漳浦县的寨仔村战斗中,腹部受重伤牺牲。之后,红三团撤退到平和县的三坪村整编,团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由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蔡     

关于何鸣在红三团任职问题的考辨

相当长时期以来,举凡涉及“漳浦事件”、“何鸣问题”的不少党史著述与回忆录,都把何鸣说成是“中国工农工军闽南独立第三团”(以下简称‘红三团’)及其后来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三支队”(以下简称‘红三支队)的“团长”、“支队长”、“政委”或“团长兼政委”。但是笔者最近发现,这些说法都与史实不符。     

忧患意识最难得

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的一大亮点，就是突出强调忧患意识。锦涛同志不仅号召全党同志要“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指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当前党面临着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新时期我们更需要贯彻群众路线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这样—句话:“我们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一个正确把握党的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党的群众路线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群众路线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条主线,具有恒久的价值,是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深情地把人民称为红军的“活菩萨”、党的“活菩萨”;邓小平同志则真诚地把自己称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核心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     

何鸣问题之我见

何鸣,原名何君然,海南岛万宁县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到闽南地区从事地下工作。曾任红三团团长、政委,漳州中心县委书记,阅粤边特委委员、代理书记等职。他对于创建和发展闽南革命根据地与红军、坚持游击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37年7月16日,由于他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红军的阴谋毫无警觉,致使所部近千人被包围缴械,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1939年6月,何鸣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被处死。关于何鸣是叛徒反革命,还是好同志犯了错误,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结论,笔者提出以下一些粗浅的看法。     

元帅和大将正史中记载的“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三叉戟飞机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身亡的事件。这一事件影响很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记载：“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共和国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的正史中。也大多有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字记载和表述。那么。在这些正史中是怎样记载和表述这一事件的呢？     

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

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早在一九八〇年,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顺抓紧搞,永远搞。”(《陈云文选》第245页)一九八三年,陈云同志又指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问。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     

牢记党的宗旨 防范“四大危险”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气势磅礴的先进性——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体会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并进一步提出了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四个根本点、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这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指明了方向。     

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严肃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努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在密切联系群众上下功夫。     

试探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 王一帆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以黄会聪为书记(三六年十月起由何鸣代理)的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在失去中央联系,红军主力长征,东江革命根据地遭到摧残,国民党八十师和一百五十七师以十倍于我之兵力不断“围剿”群众被迫“移民并村”的险恶条件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越的斗争,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     

回忆高饶事件

由于共同的政治野心和极端膨胀的个人主义 ,高岗、饶漱石早在地方工作时就表现出了贪婪的权欲。到中央工作后 ,二人权势显赫 ,地位举足轻重 ,更加飞扬跋扈 ,目中无人。在 1953年夏秋之际的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上 ,二人前后呼应 ,演出了一场分裂党的“二重奏”。中央及时作出决策 ,对高饶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 ,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 ,“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 ,“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