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拆迁政策执行中的基层治理创新——以成都市金牛区曹家巷为例

现今拆迁政策执行问题已经成为地方的矛盾突出点,拆迁执行矛盾频发。而成都市金牛区在曹家巷拆迁中,在执行成都市北改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来进行拆迁改造,妥善地化解拆迁矛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文章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视角对曹家巷拆迁政策执行中的基层治理创新进行论述分析。     

合作博弈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基于成都曹家巷居民自治改造的研究

通过选择社会治理领域矛盾较为集中的城市拆迁旧城改造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成都著名的曹家巷棚户区自治改造模式产生的背景和运行的现状。通过引入合作博弈的视角,重点研究了社会治理中合作博弈的作用,条件和基础,对自治改造中“模拟搬迁”“双百方针”等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从而将“约束力协议”、置信度等以往易忽略的创新治理工具引入社会治理的实践工作中,从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群体性事件中的县政治理透视——基于政策冲突视角的分析

县域政权处于"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的接点部位和触点区域,成为各项政策博弈的"集结地”和基层矛盾的直接冲击对象.县政在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博弈中纠结,在经济政策和生态政策的取舍中挣扎,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冲突中迷失,致使治理的"接点部位”成为矛盾的燃点区域.也正是基于政策冲突对县城群体性事件生发的重要影响,从而为群体性...     

《新闻联播》，放下身段接地气

每晚7点，中国人习惯于坐在餐桌旁收看《新闻联播》。它的古板式播报一度被国人诟病。2013年开始，在过去国家领导人出席活动和会议的时段，PM2．5、曹家巷拆迁、问题鱼翅、菜价上涨等民生话题，成了每晚7点的主角。     

基层社会政策执行偏离的机制及其解释——以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基层的政策执行往往难以实现"完美执行",执行偏离的机制与基层问题的复杂性紧密相连。农村低保执行偏离是在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出现的执行样态。这些因素包括:政策资源增加带来的资源配置问题、多种贫困形态问题、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赡养问题、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情关系问题、基层治理结构中的治理问题等。现有的政策执行的治理体制具有回应和矫正政策执行偏离的能力,但是其治理效果存在一定限度。需要克服执行偏离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要重视某些情形的执行偏离具有的正面效应,以有效回应基层问题的复杂性。     

社会治理创新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模式分析——基于江苏三个典型案例的现实考察

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在于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在近年来的社会治理创新中出现的契约治理模式、协商治理模式以及微治理模式,不仅化解了基层社会矛盾,而且其溢出效应表明这些治理模式也能够运用于其他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中。但是这些治理模式并非化解所有社会矛盾的万应灵药,要保持基层社会的和谐,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     

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与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变异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的复杂性造就了基层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独特场域。H县火化政策执行经历了政府运动式治理、村民消极软抵抗到政策隐性终结公开化的变异过程。这一过程演绎着府际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基层官员与乡村共同体关系相互影响的复杂场景。政策细化中的乡村文化融入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一旦缺失将引致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成为乡村治理中政策执行变异的决定因素。协商民主的议事规则有助于通过增进公民参与,将乡村文化习俗融入政策细化,促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习俗的互恰,为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奠定基础。     

基层“政策变形”的根源与矫治

"政策变形"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常见顽疾,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形式化、政策内容曲解化和政策方案机械化三种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要防治"政策变形"就要建立多元主体有效沟通的制度化平台,改革行政职责权限配置、推进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建立规范的政策执行评估体系、规范监督问责机制,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动员”与“自主”：政府层级互动的差异化行动逻辑

政策执行成效受到执行主体和执行过程中的多重因素影响。厘清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行动逻辑,有助于辨析政策成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对H省“秸秆禁烧”治理行动进行田野观察,基于“过程-组织-类型”三重维度分析中间政府动员行为与基层政府自主行为的匹配差异。研究发现,动员行为的发生通常具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但基层政府响应政策时具备一定的自主空间;动员行为能助推执行进程,但政策落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冲突仍依赖基层政府的自主性调节;动员内容并不具备强约束性,基层政府的自主行为是对“约束”的软化和政策的本土化。治理成效依赖动员行为和自主行为的互动关系调节。基层政府的自主空间需在一个合理阈值内,满足政策目标和治理情境间的价值均衡。     

政策更迭与策略应对:基层政府“反复整改”的逻辑及其治理——以A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经常面临“反复整改”困境,对这一困境生成逻辑的分析可以为改善基层治理状况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通过构建“政策更迭—策略应对”的分析框架,以秦巴山区A镇的精准扶贫实践为例,讨论上级政府政策更迭的主要表现和基层政府的应对行为,进而剖析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的内在逻辑,并提出治理路径。研究发现:上级政府政策更迭表现为政策内容的变更、政策执行尺度的变化和政策执行周期的调整,这些变化会导致政策连贯性变差,进而诱发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行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面临的时间限制、资源约束和强力问责等多重压力导致其出于生存理性考虑而主动选择策略应对行为,表现为自由裁量政策执行的内容、自主选择政策执行的尺度和折中执行来平衡各方关系;上级政府的政策更迭和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直接导致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而要超越这一困境,就需要从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三个方向上努力。     

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作用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党保持先进性的前沿阵地,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组成和重要基础.组织强则基层稳,基层稳则全局稳,全局稳则事业兴.要打造新时代背景下的党建体制机制、构建彰显新时代特色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就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引领的作用.要充分认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破解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困境,探索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推进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正>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期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完善利益权益协调机制,将各类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精神、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主要表现为矛盾的纠纷类型趋向多样化、表现形式趋向聚众化、诱发原因趋向复杂化、发展过程趋向对抗化等,亟需进一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中心工作与国家政策执行——基于F县农村税费改革过程的分析

本文是一项回溯性的研究,通过豫东平原F县的农村税费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国家政策与基层治理模式相互制约,国家体制塑造了基层治理模式,而基层政权的运作方式又直接影响了国家政策的执行效果。在农业税费征收和减轻农民负担之间是一个政策系列,由于国家各项政策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不一样,从而使得农村基层政权只能通过中心工作和一线政策等治理策略,来防止涉及农民负担问题恶性案件的发生。一线政策的压力又反过来使基层治理陷于困境之中,从而影响了农业税费征收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税费改革及治理农民负担问题等国家政策的调整。     

发挥三个作用 构建四套机制 奋力开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成都市温江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改革探索入手,创新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作用",建立健全"四套机制",被确定为四川省首批"城市基层治理示范区",为全国全省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温江样板、贡献温江力量。     

危机恢复管理中的执行模式与政策依从——以公民议事为解决方案的案例研究

本文分析5.12大震后农房恢复重建的案例,考察了危机恢复管理中政策执行、政策依从问题与基层民主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认为,由于政府决策的专家型思维与村民社会价值观的尖锐冲突,政策执行模式的单向性与公民选择背景(context)的复杂性无法调和等,导致危机恢复政策执行的扭曲。研究结果表明,为了提升政策依从度,加速处于危机中的社会恢复,政府必须采取整合协商式政策执行模式,引导社会公众不断革新与完善治理机制,通过宣教提升政策执行者、协助者与客体的人力资本。研究同时发现突发危机这个外在动因催化了基层民主治理机制,但其长效性必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法制、机制建设的基础上。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矛盾、新挑战,必须要推动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入和融入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入和融入可以从基层社会治理价值重塑、基层社会冲突处理、基层社会转型发展、基层社会文化重构等方面着手,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及治理策略

基层形式主义有何表现、何以存在？沿着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演进来考察，当前基层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中存在的“走秀式”的调查研究、“重复式”的文件传达、“一刀切”的政策安排，政策执行过程中“甩锅式”的责任转嫁、“盆景式”的样板工程、“摆拍式”的政策落实以及政策评估环节存在的“指尖上”的任务要求、“泛滥化”的督查考核和“留痕式”的文牍主义。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演化是多种因素、多方力量作用的共同结果，既有基层干部自身因素的影响，更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掣肘，还有政策环境方面的制约。有效治理基层形式主义，需要系统谋划、科学安排、精准发力，不仅要紧盯基层形式主义的主体，积极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更要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还要关注政策运行环境的保障功能，不断优化基层治理的政策环境。     

基层治理要唯真、唯实

城乡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一项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工程,涉及顶层设计、政策执行、社会动员、总结反思等多个环节。而当前,个别基层党员干部一味注重结果的工作导向,给基层管理和服务造成压力,导致弄虚作假、政策目标执行偏差等问题。究其根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合理考评机制等因素的存在,助长了一些基层干部不唯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基层党员干部树立“唯真”和“唯实”的观念作风,以实为要。     

重心下移 共治共享 打造新时代首都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正>北京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摆在特大城市治理的重要位置,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重心下移、深化社区治理、提升服务能力,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一、坚持体制创新,实现党的领导和行政执行有机统一坚持将基层社会治理作为特大城市治理重心,专门     

达川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点和示范性

正基层社会治理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当前各种矛盾问题易发多发,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施"财政因素分配法""社会救助一站式服务法"和"315群众工作法",破解了一些棘手的基层社会治理难题,人民论坛特邀专家对其创新做法进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