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一对天然的悖论

齐玉苓一案引发了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司法化的大讨论 ,按照普遍的共识 ,宪法司法化昭示着宪法的司法适用 ,是指具体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时直接援引宪法进行断案。这一概念如果是民法和行政法出现缺位时是可以适用的 ,但如果刑法对某一行为没有相关罪名 ,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 ,致使宪法不能适用到刑法领域。     

美国宪法的司法化过程探讨

宪法是一个国家具有可操作性的最高法律准则,宪法的司法化过程是当代世界各国宪政的总体趋势和发展方向.美国宪法的司法化过程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并成为当今被公认为西方政治与法律制度史的里程碑式的文件.美国宪法司法化的这一过程及形成原因对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借鉴的意义.使宪法从"书本上的法"变成"活的法律",实现司法的独立与超然,使司法机关直接适用宪法的制度.     

论我国宪法司法化

宪法与普通法律一样 ,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得到实施和解释 ,但长期以来 ,宪法却不能进入诉讼程序 ,这直接导致了宪法的“虚无”性 ,并使其根本大法的地位受到动摇。实现宪法司法化、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势在必行。     

从齐玉苓案看宪法司法化在中国的实现

宪法虽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宪法却被长期“虚置”，并没有作为法院审判的直接法律依据，没有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力，在我国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宪法实际上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案的批复是否标志着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呢？宪法能就此实现直接适用吗？在借鉴世界各国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齐玉苓案件的法理学思考

自从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一案的批复发布以后,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再度成为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齐玉苓案发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开始,针对什么是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以及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条件等问题,对齐玉苓案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认为这不过只是一个对普通案件的普通的司法解释。     

论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违宪审查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法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总体思路应当是:赋予法院违宪(合宪)审查权和宪法的具体司法适用权,建立以违宪(合宪)审查和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审判制度,使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得到认真贯彻实施。     

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宪法在香港的适用可以区分为整体适用和具体适用。香港回归后,宪法整体上在香港获得实效,即以基础规范的方式整体适用于香港;具体适用方式则由于"一国两制"的宪制安排而独具特色。司法适用是宪法在香港的最重要、最典型的适用方式。香港法院不具有违宪(宪法)审查权,这就决定了宪法在香港的司法适用空间有限。除了基本法,宪法也是中央或者内地与香港交流对话的平台,也是香港形塑中国国家观念的重要途径。香港法院阐释和适用国家宪法,将以普通法的方式,大大丰富宪法的内涵,从而为中国宪法(学)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一条偏径。     

宪法司法化的再反思——从“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被废止谈起

宪法司法化一直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宪法司法化是从宪法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没有司法化,宪法只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面,就不能成为完全意义的法,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宪政。从当前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宪法司法化的观念也逐步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些国家都建立了诉讼的机构和程序,对宪法进行司法适用。目前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存在着许多的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宪法司法化的司法解释存废之间的艰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宪法实施的范畴演绎及路径选择

＂宪法司法化＂范畴的出现给学界带来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宪法司法化无疑将丰富我国宪法理论,扩大宪法解释,推动宪法实施;另一方认为,宪法司法化与我国的基本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冲突。文章认为,要明确对宪法司法化的二元理解。宪法司法化是在宪法实施之下的范畴,它可以分为违宪审查和宪法私法化两个层面。确认宪法司法化是我国宪法实施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当遵循宪法司法化的本土内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最高人民法院来分别行使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私法化即宪法诉讼职能。     

中国语境下的宪法解释方法的艺术性运用

随着国内的许多案件先后都适用了宪法审理案件,国内逐步地开始认可我国的宪法司法适用及其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但是宪法司法适用中的解释不同于立法性解释、英美国家的法官解释以及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源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合宪性推定原则被引介并发扬,中国的宪法方法论更应该成为一种中国语境下的合宪性推定,并被法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被艺术性的运用。     

论宪法的“行政法化”

近来有关宪法司法化的争论颇多,但多集中于法院在民事、刑事诉讼中能否适用宪法的问题,而忽视了行政诉讼中的宪法适用问题。江苏建湖案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事实上与我们不能将宪法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则对待有关。为使宪法"活"起来,使宪法在日常生活中能切实控制普通立法的效力、解释和适用,促使政府"依宪行政",就必须实行宪法"行政法化",修改《行政诉讼法》,允许法官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宪法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宪政视野:宪法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公法,不是私法;宪法高度抽象,只具有间接效力以及各级法院拘泥于最高人民法院几个批复的狭义理解,使得长期以来宪法无法进入司法诉讼的领域。而宪法的可诉性是宪政国家的重要特征,为建设宪政国家,应当在宪政的视野下,通过宪法私法化、借鉴"第三人"效力、扩展涉宪受案范围、重新解读《批复》来探索宪法司法适用的出路。     

论宪法的司法适用

宪法的司法适用对于树立宪法权威、促进法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 ,宪法的司法适用需要人们改变对宪法的一些错误认识 ,尤其是人民法院应该冲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 ,积极地适用宪法来进行审判活动。同时 ,在不根本突破现行的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 ,努力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创造条件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成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等。本文还就宪法司法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作了分析 ,以使宪法的司法适用更具合理性。     

析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宪法适用中的地位

建立保险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首先应确立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效力，即宪法权利的司法化。而普通司法机关“违宪审查”的实践以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置专门的委员会来保障宪法的实践，在我国并无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再论宪法司法化——对我国宪法司法适用问题探讨

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适用问题是其重要内涵之一,宪法司法适用是指当穷尽所有法律法规之后仍然不能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情况下,宪法可以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且这种依据应该符合宪政精神。应该破除传统宪政观念,改变我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推动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稳妥谨慎的推进宪法司法适用。     

浅论宪法司法化之必要性

本文结合我国宪政建设的实践，对我国尚有争论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着重从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权威性及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阐述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法制建设中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论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

我国宪法至今未被司法机关适用 ,这已成为法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究其原因 ,不仅是受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章程化纲领化政治化的影响 ,还受苏联宪法理论和宪政模式的影响 ,同时与我国宪法理论研究滞后 ,以及司法机关长期形成的司法惯例有密切联系。时至今日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当代宪法的发展趋势以及司法机关审理案件都要求宪法应当被司法机关适用 ,可见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已刻不容缓。笔者建议在我国现有的宪法监督体制和诉讼体制下 ,建立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制度     

论人民法院在宪法适用中的地位

人民法院在宪法的适用中应该有一定的地位和职权。尽管“宪法司法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并不意味着宪法适用就完全与司法机关无关，人民法院适用宪法也并不等于“宪法司法化”。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作为有最高效力的法，必然要被适用。中国的现行制度并没有完全否定人民法院的宪法适用职权，再加上社会实际的需要，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道路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宪法适用中要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宪法诉讼应该有一定的空间。     

刑法解释激活宪法适用探究

宪法需要被适用,宪法解释是必然的。宪法解释可通过部门法落实,部门法的解释活动是"真实的"宪法司法化过程。刑法解释宪法的媒介是合宪性原则,而罪责刑关系和罪责刑均衡作为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的解释范式是保障,并强调罪责刑的实质正义,而违宪审查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谈起

近来 ,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讨论。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 ,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 ,它有着重要意义。长期以来 ,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此次司法解释为我国实行宪法司法化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过 ,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 ,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 ,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