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位一体”环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建立

环境教育、环境调解、环境诉讼分别代表了“预防性、协调性、强制性”这三种环境纠纷化解机制，其中环境教育是环境纠纷化解的根本方法，环境调解是环境纠纷化解的重要方式，环境公益诉讼和综合审判制度是环境纠纷化解的必要手段。为此要建立“环境教育、环境调解和环境诉讼‘三位一体’之环境纠纷化解机制以应对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     

用群众工作原理统筹新时期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机制初探

检察机关是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要主体之一，运用群众工作原理统筹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人民检察践行党的宗旨、坚持党的根本路线的内在要求。本文通过对新时期检察环节社会矛盾纠纷特征的分析，探讨检察机关基本职能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关系，从而探索运用群众工作原理统筹新时期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机制，为检察机关有效化解新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揽子调处 全链条化解

<正>近年来，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司法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枫桥经验”本地化实践，以县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建设为抓手，大力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现矛盾纠纷“闭环式流转、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走出了一条民和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之路。     

贯彻落实“调解优先”原则 加强村（居）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

去年6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专题研讨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强调：着力把调解优先的原则更好地体现在依法调节经济社会关系中．有效化解予盾纠纷。当前，大量矛盾纠纷发生在基层，为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重庆市巴南区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加强村（居）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走出了一条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新路。去年以来，该区村（居）调委会共调解纠纷10584件，调解成功10266件，成功率97％。     

非制度化因素对法院就地化解纠纷的影响及其意涵 ——内在视角的考察

法院能否顺利就地化解纠纷，从影响因素的类型上看，既受制于纠纷的性质与形态，也受当事人诉讼行为及其策略的掣肘，还被来自法院、法官自身的现实考量所牵绊；就影响因素的内在构成而言，则不仅包括非制度化的事实信息，也包括非制度化的行为动机，还包括非制度化的利益考量与行动机制。实践中，正是由于这些非制度化因素的复合化存在，造成法院难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推进纠纷的就地化解。这也意味着，并非所有的纠纷通过法院都能够就地化解，并非所有的问题通过法治化或制度化的方式都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这样，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就不仅要强化法治化的、以司法为主导的纠纷化解方式，也要允许非法治化的甚至非制度化、非机制化的方式存在于合理的空间并允许其在可控的范围内发挥纠纷化解的作用。     

认真对待情绪：论纠纷化解的感性向度

是否能认真地对待当事人的情绪可以视为诉讼解纷与非诉解纷的本质分野。诉讼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会在价值取向、程序安排和结构构造维度对当事人的情绪产生明显排异，这种排异会使得当事人陷入二元对立的线性结构，从而在一些纠纷解决场域下减少了出现更好解纷结果的可能性。与之相比，非诉解纷机制则可以认真地对待当事人的情绪。非诉机制可以塑造一个对话性场域，通过情绪定位需求、触达自我、实现化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诉解纷不会仅仅将情绪视为纠纷化解的障碍，而是有可能将之转化为纠纷化解的门径与路标。基于这样的认知，纠纷化解的感性向度及其价值意义可以被重新认识，并在机制上理解为什么“以理性为中心”的司法过程无法真实化解很多社会纠纷，以及类似“枫桥经验”这样的中国式纠纷解决机制为什么可以也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多元解纷机制的重要构成。     

为“湖南之治”贡献“湘西之为”——湖南省湘西州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正>近年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矛盾纠纷化解“前端、中端、末端”精准发力，不断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为“湖南之治”贡献了“湘西之为”。“四级书记”挂帅，高位推动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2019年，在湘西州司法局的积极推动下，     

心理咨询技术在人民调解工作中的应用

在人民调解工作中，恰当地运用心理咨询技术与方法，能使纠纷化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化解矛盾纠纷，主要是化解当事人的消极情绪与错误认知。我们可采用尊重、热情、真诚、共情、积极关注等心理咨询技能，     

关于物业纠纷多元化解长效机制的思考

该文从物业纠纷激增、易激化,影响社会稳定,需要建立化解物业纠纷长效机制出发,先简要梳理了深圳、上海、北京等地探索物业纠纷化解机制的具体做法;较为详细总结了各地在探索物业纠纷化解机制取得的经验,如:健全了物业纠纷化解的网络组织,扩展调解员范围或引入第三方调解,加强培训指导等;同时也分析了制约物业纠纷多元化解长效机制完善和发挥作用的问题。     

司法所的“四个中心”作用

近年来，上海市浦东新区各司法所大力加强规范化建设，将司法所逐步打造成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情报信息中心、分流处置中心、指挥协调中心和队伍培训中心，使司法所成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操作平台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载体。     

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比较研究

以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和保险调解为中心的第三方解决模式是化解医息矛盾、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模式之一。每一种模式均有其特点与优点，但同样也存在缺点与不足。因此，单纯依托其中任何一种模式来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较为理想的选择应该是将三种模式中的两种结合起来，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取长补短，共同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     

数据库

人民调解组织和队伍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全国共建人民调解委员会82．4万个，人民调解员达到494万人，形成了覆盖全国城乡厂矿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立了人民调解组织与基层人民法院以及公安、信访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机制。扎实开展“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专项攻坚活动”、“人民调解百日会战”、“争当人民调解员能手”等活动，广泛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化解工作，有效预防化解了大量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2011年，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9．7万余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700余万件。     

新时代下“枫桥经验”的法治化转型探索——以法律援助参与纠纷化解为例

将法律援助制度引入传统的纠纷化解机制,将使纠纷化解更具中立性和专业性,对化解新时代下“枫桥经验”的法治化转型难题具有重要推动意义。法律援助介入纠纷化解应遵循自愿、合法和效益原则,并应充分借鉴国内外纠纷化解的既有经验,科学规划介入机制,严格限制援助范围,积极落实各项保障机制,为推进基层法治和全面依法治国贡献力量。     

“平安江苏”背后的故事

“平安江苏来之不易!”在去年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上，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祥国感慨地说．平安主要归功于两大支撑，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二是矛盾纠纷激化及其犯罪的防控．而人民调解工作把大量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在形成之初、激化之前，堪称平安的第一道防线。     

推进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

近年来，安阳县围绕“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打造和谐社会、建设平安安阳县”格局，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3年来，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23034起，成功调解22573起，调解率100％，调成率98％，一大批疑难、复杂、重大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有效地防止了群体性事件和民转刑案件发生。     

深学笃行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作出贡献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四川省南充市房地产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充房调委）自成立之初，便一直把学习践行“枫桥经验”，有效治理房地产领域矛盾纠纷作为工作目标，在房地产领域的风险防控、纠纷化解工作上主动作为、     

新时期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特点与对策——以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为视角

分析新时期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出现的新特点，结合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实践，提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必须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主渠道作用，必须主动融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必须始终坚持依法调解的理念，必须始终坚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业性调解的特色等具体对策。     

“六查六联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机制

上海市虹口区司法局积极探索化解社区矛盾纠纷的新方法，通过“六查六联动”，使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取得实效。     

“调”出和谐新乐章——巴州司法局人民调解工作纪实

近年来，巴州司法局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工作原则，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坚持排查走在化解前，化解走在激化前，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坚持定期排查与专项排查相结合，落实纠纷案件汇总分流制度、应急处理制度、限时包案制度，及时掌握矛盾纠纷信息，以“四防”为重点，确保实现“四不”目标，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点调制”“五联制”走出调解新路子

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的源头在基层，如何创新社会管理，充分依靠群众，引导群众参与化解纠纷，实现基层和谐稳定，是摆在县（区）司法行政部门和各类人民调解组织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四川省通江县司法局组织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推行“点调制”和“1＋X”楼院“五联制”，走出了一条依靠群众抓源头，人人参与化解纠纷的新路子，取得了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