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开启了我国公益诉讼的大门.民、行诉讼制度下分饰两角的行政机关在伴随社会发展而逐年增加的公益诉讼案件中占据重要位置.修改《行政诉讼法》迫在眉睫,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司法实践,可以考虑加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能性.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现行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范围不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应锁定为公民和社会团体,符合公益需求,但赋予检察机关主体资格却有待商榷.     

行政公益诉讼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不仅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对行政机关行政权的行使也起到很好的监督制约作用。应该建立独立的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起诉资格,扩大受案范围,解除诉讼费用的困扰等,才能真正在行政诉讼法学界建立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论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是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众人关注的一个话题。本文集中论述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和特征,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了罗马法、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行政公益诉讼的历史发展和制度特点,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关于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若干问题

随着2017年7月《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我国正式确立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从只能支持起诉到可以直接参与到诉讼中,真正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扩张。但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只是确立了一个大概的框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还存在诸多法律漏洞,其中尤以检察官出庭是否需要检察长授权委托书、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检察机关角色冲突问题、环境违法转向环境犯罪时侦查主体问题等四个核心问题应当首先进行完善,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现阶段的实施和将来的完善打好基础。     

行政公益诉讼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实践困境

2017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公益诉讼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将其范围限定在五个方面,食品安全领域也首次被归入该范围。但由于法律的原则性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界存在着较大争议,在实践中也存在大量问题。对于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机关在大多数案件中通过诉前程序达到了检察机关所期望的结果,避免了进一步的起诉程序。但是对于诉前程序与起诉程序的衔接、检察机关滥诉等问题,仍是实践中需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行政公益诉讼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

有关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在我国已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对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则稍显薄弱,常常以附带品的形式呈现,缺乏充分的论证。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以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为基础,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对原告资格作出适当修正,在此基础上,建立标准对典型的侵犯公益的行政行为进行分析,确定当前应纳入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案件类型。     

论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国外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然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还仅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因此,应当在明确行政公益诉讼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外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论证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构建这一制度进行理论设想.     

行政公益诉讼“入法”要适度简

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与传统诉讼具有质的差别的新型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行政公益诉讼能否“入法”、如何“入法”的问题,基于实践需求和完善行政诉讼功能架构的需要,笔者赞同效仿民事诉讼,探索性地将行政公益诉讼“入法”。但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要客观看待,其定位只应作为普通行政诉讼的补充,无论是在原告资格还是受案范围,亦或程序设置上,“入法”都要适度。     

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省思

2017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中,判断存在违法行政行为是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关键。只有明确违法行政行为的一般审查标准,才可以为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参照。现有的行为审查标准或结果审查标准不能完全契合行政公益诉讼保护公益的目的,按照行为标准或结果标准审查违法行政行为可能不当减少行政机关的履职积极性,违反权力分工原则。在审视现有标准的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行政行为时,应修正分段审查模式,确立包括行为标准和实质性合法标准在内的综合性审查标准,确定审查要素,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限于组织体,审查依据应以法律法规为主、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为辅。     

论行政公益诉讼

当公益诉讼的客体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法行为时,所提起的公益诉讼类型则为行政公益诉讼.在当代中国,行政主体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所具有的职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其他权力形式所无法取代的.然而现实情况是,行政主体不仅没有切实履行其应有的职责,反而成为了公共利益的最大侵害者,行政公益诉讼的设立实有必要.     

法治目标与行政公益诉讼

法治对政府的要求是依法行政。行政主体的行为经常侵害公共利益,但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尚未规定公益诉讼,导致大量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应当扩大对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的限制,允许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并且在资金上给予充分保障。     

公益诉讼费用问题研究

由于我国公益诉讼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现行法律规范在许多实体上和程序上的规定无法适应公益诉讼的需要,为公民提起公益诉讼设立了诸多障碍,其中尤以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费用问题更为突出。从我国当前诉讼费用的交纳办法和公益诉讼案件的特性入手,通过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的分析论证,在对外国有关公益诉讼费用的担负制度考量后可以看出,由国家财政支出公益诉讼费用,或者建立公益基金,再或者由行政机关为原告方提供支持是完善费用制度的良好途径。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人们愈来愈关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囿于此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各项规定还未成熟。文章对实践中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方式,发现该制度存在许多难题亟待破解。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包括适度扩大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明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加强行政公益诉讼与相关法律的衔接等。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问题与展望

经过两年试点工作,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被写进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诉前程序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环节有重要价值,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检察权、行政权、审判权三者之间的平衡。但案件线索来源受限、履行职责的判断标准不明确、检察建议内容不明确等问题也较为突出。因此,在诉前程序中应扩大案件线索来源,区别制定不履行职责的判断标准以及明确检察建议的内容,如此才能使得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健全。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过程中行政诉讼法的适用

行政公益诉讼与传统的行政诉讼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其包括立法目的、被告的识别、起诉期、证明责任与标准、侵权人民事义务的承担等问题。解决其中的张力应以行政诉讼法增加"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为基础,通过对法条科学合理的解释和立法的完善,实现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法的有机融合。     

行政公益诉讼之诉前程序问题研究

诉前程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具有重要的独立性、前置性地位，其前置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贯彻谦抑性原则，节约司法资源以及让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当前，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正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中遇到不少问题。如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管辖交叉，诉前程序选择问题、检察建议内容宽泛问题、行政机关回复检察建议中出现的问题等。因此，立足法律规定、阐述问题为诉前程序在法律监督过程中发挥功能价值提供参考方案。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的疏失及其完善——从试点期间典型案例切入

梳理与剖析两年试点期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件可知,虽然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驳回诉讼请求、撤销、履行职责、履行给付义务、确认违法或者无效、变更等六种判决形式,但试点期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判决形式整体上呈现类型狭窄的特征,最经常适用的两种判决形式中,确认违法判决过于形式主义,履行职责判决过于笼统。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需要矫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定位的偏向以及行政诉讼构造上的扭曲与错裂,具体路径包括：系统规定与适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形式、尊重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而慎用确认违法判决形式、具体化履行职责判决形式、重视具体适用撤销判决与变更判决形式。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

从我国出现的众多具有行政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和民众对行政行为进行深层次监督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来看,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已经严重制约着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尤其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严重阻碍了诉讼机能的发挥,不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只有突破原告资格问题的限制,扩大原告主体范围,赋予特定主体诉权,才能迈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机制的关键一步。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而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在理论与实践上均有欠缺。因此,应借鉴西方国家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结合我国的现状,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重点应解决原告资格、受案范围等问题。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三大理论基础.一是分权制衡原理,目的是防止暴政与腐败、保护公民自由,表现为议会主权、职能分工、配合制约、程序尊让的具体要求.二是公益有限原理,目的是明确检察机关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范围,主要标准是外在客观实在利益与内在主观公共意志的统一、内容合理性与过程正当性的统一以及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统一,检察政策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灵活调整.三是诉讼类型化原理,据此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细致的分类,以便发现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