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人懂书法吗”

<正>某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懂书法吗》。文中这样说:"我就见到不少国人面对书法作品,特别是遭遇放浪形骸、恣意无忌的作品,先是逐字辨认,一旦认不下去,便态度混沌,手足无措,连连自嘲‘不懂书法,不懂书法’。相反有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外国人却不这样。中国书法常常可以调动他们愉悦的情感而少有困惑……其实,原因就在于中国人‘认字’,外国人不‘认字’……以致在我们面对书法艺术时,第一     

美国人的幽默

正社会学家热拉尔·梅尔梅在他新出版的《国民文化与形象》一书中说:"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常常被看作是浪漫的,但实际上缺乏魅力,他们常常自命不凡,以自我为中心;瑞典人不太重感情,而重视理智,因此,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能排除感情因素;德国人有礼貌,但有点儿‘优柔寡断';西班牙人活泼可爱,精力充沛,跳舞可以通宵达旦;丹麦男     

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帮手

在一个企业内的车间或班组,常常可以看到有那么一部分人,少则一两人,多则几个人,他们不是‘头儿’,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却在周围的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他们说的话大家乐意听,他们发表的看法、观点、意见,大家愿意接受,久而久之,他们便成了群众的‘领袖’人物。对这部分人如果引导得不好,他们有可能成为企业不稳定的因素。反之,如引导得好,他们可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帮手。     

褒红何必贬绿

红花所以惹人喜爱,固然在于它本身的艳丽,但倘若没有绿叶来映衬,恐怕就很难给人以多少美感,所谓‘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说的就是这个理。其实,‘扶持’并不只是衬托。鲜艳的红花,正是依靠绿叶与阳光的光合作用提供养料生长的。即使到了秋天,片片绿叶变成金黄色,随风飘落,也不叹息,默默地‘化泥护花’。这样一个常识,可惜我们有些‘擅长’报道典型的秀才,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他们笔下,‘红花’自然光芒耀眼,而‘绿叶’则暗淡无光。君不见,改革典型的周围,必定有因循守旧的落伍者;劳模标兵的四面,簇拥着冷嘲热讽之士;救人英雄的身后,跟随着贪生怕死之辈;科技英才的左右,环绕着嫉贤妒     

调频与调幅

这里所说的“调频”，就是指根据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提出不同的要求,即思想道德教育方法要调准现实思想的‘频率’。思想道德教育‘音频’过高,调子拔得很尖,发出的声音就容易失真,教育者听了就会感到刺耳、不乐意欣赏,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音频’过低,格调低下,只能暂时满足部分人的低层次心理需要,即使入了他们的耳,但却不入理,同样达不到教育目的。因此,在教育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把教育的‘音频’调至适中的位置—— 调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结合点:比如针对青年人年龄特点和世界观尚未定型的特点,要求他们从‘立身做人’开始,‘未学做事,先学做人’,进而从‘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思想美德逐步上升到爱祖国、爱人民的境界。调出远目标和     

工厂“请财神”

前两年,我们听到了农民‘抢财神’的故事。那真实而又略带幽默感的情节,既使人兴奋,又令人忍俊不禁。在被看作‘土包子’ 的农民眼里,科学技术一下子变得那么神圣与崇高,不能不说是观念上一场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 现在,工厂也在‘请财神’了,虽然他们本来是与科技和科技人员密切相关的。他们到科学院去请,到高等院校去请,科技部门也积极送‘财     

有感于“让领导先走”

报载,去年克拉玛依友谊馆大火死难者家属最近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为临危逃难的‘公仆’立‘耻辱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水泥柱上。这个要求也许并不会被批准,但它却使人又一次想起那场大火。在这场吞噬三百二十五个生灵的灾难中,十多名现场的领导干部奇迹般地生还。     

且说“人才”又一族

身居企业,每言及人才,总不免有几分内愧。不为别的,只因在下才疏学浅,既拿不出科技攻关的绝招,又胸无振兴企业的良策,也便自认与‘人才’无缘,只可安于多年如一日的‘刀笔小吏’,作一点‘嫁衣裳’之类的活计也就是了。 然日前忽有惊闻,就是某厂将一远近闻名的‘酒桶’提为办公室主任,并造出舆论,称此举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吾辈少见,却未敢‘多怪’,只觉茅塞顿开,喃喃自语道:‘噢,噢,噢,原来“酒桶”也是人才！’ 说‘酒桶’是人才,桌面上少有人讲,但实际生活中已成‘一族’。他们虽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既无真才,又无实学,然在非常的社会环境下,却能发挥其特殊的作用,于是也往往特受领导赏     

越南国内如何看待南沙问题

越南媒体常常叫嚣：“中越在‘东海’必有一战”。越南人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民间的不同调门     

为了孩子——读画琐记之二

中国人向来重视孩子,但这并不等于尊重孩子。于是,重视孩子竟能导致因孩子功课不如意而将孩子打死。这类的事,已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我们可以不举这种极端的例子,因为说到底,打死自己孩子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极少数’,但日常生活中仍有足够的例证可以支持我们的立论。 比如,当找们指责别人以过分露骨的方式进行欺骗时,常常会说:‘你这是糊弄孩子哪!?’言下之意:我并不是孩子,你不应象骗孩子一样骗我;再言下之意:孩子似乎是可以骗的,起码骗孩子可以不受谴责。就象中国人的国骂反映出对妇女的态度一样,这类关涉到孩子的话同样可以反映出人们对孩子的     

丹麦的“叶特尔法则”

正年初,女儿移民至丹麦,因此,我常有机会到丹麦走动。在丹麦,我常常听人提到"叶特尔法则"。"什么是‘叶特尔法则’?"去哥本哈根琥珀博物馆参观时,我不禁好奇地问馆长索恩。索恩笑了笑,说:"‘叶特尔法则’是丹麦民族的灵魂,也是北欧人崇尚的一种不成文的平等理念:任何人不会自称比别人好、聪明或者富有;     

干部监督考核要破除“痕迹主义”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近年来,干部监督考核中的"痕迹主义"现象在全国各地持续上演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为应对来自"上面千条线"的监督考核任务,作为"底下一根针"的基层干部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给各种工作留痕而疲于奔命。"痕迹主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型表现之一,     

世界各国利用和保护山地简况

山地,在世界各地分布很广。如日本、苏联、印度、尼泊尔等国和欧洲等地的许多国家山地都不少。但他们都很重视山地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对山地城镇规划建设的研究工作。如日本提出‘不能治山,就不能治国’的口号,并先后制定了‘治山治水紧急措施法’、‘陡坡地带农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山林振兴法’、‘森林法’等一系列利用     

党和法治的关系: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领域取得的革命性成果。然而,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关于法治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间断。一些人,从内心深处是排斥"法治"这个概念的,他们留恋的是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一些人,用新加坡大学教授郑永年的话说,则"经常对‘法治’过度‘发挥’",认为"在一党统治的体制内,不可能产生法治,如果没有类似反对党那样的外在制约和‘三权分立’那样的内部制约,共产党本身不会自觉服从     

愿“喇叭”吹得更嘹亮

做宣传思想工作,常被一些同志戏称为‘吹喇叭’的。虽说这算不上什么‘恶毒攻击’,但总有‘善意的嘲讽’在里面,让人听了心里不太舒服。套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先生一句诗,‘都云吹者乐,谁解其中味?’     

《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在新闻中捣鬼(下)

美国新闻界也自诩“独立”,不受操纵与利用。但赫尔顿在书中提供的情况却表明,官方常常通过操纵记者与新闻单位来达到其目的。 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派一支部队去多米尼加共和国,许多记者随同前往,但由于那里巷战激烈,不允许记者去现场采访,结果他们只能听美国驻多米尼加大使的情况介绍。这位大使对记者说,‘共产党已接管了政权’,街上充满了暴行,有     

“苦”议

‘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这是宗教语言,我不信。但谁要是在见阎王老爷子前敢说:‘嘿嘿,我这辈子没尝过苦是啥滋味儿。’我更不信,或者我还要说:你老兄活得亏了点。 人虽不是为受苦而生,但这辈子谁也免不了以苦为伴。从你哭着降临这个星球,你就逃不脱生病、摔跤、打冷嗝、撒夜症……‘喝凉水塞牙缝,放屁都砸脚后跟’的经历大约谁都有过,就连皇帝老儿也有觉得做皇上是苦差事的。话虽如是说,因为怕吃苦而抹脖上吊的终是少数。 古人给‘苦’下的定义只有两个字:‘大咸’。恕我不恭,窃以为老祖宗们用字太抠门。‘苦’给予人们的体验倘如此简约,怎么会古今中外总有人在它面前显得那么没风度?     

执照、许可证为何如此贵?

在商业体制改革中,不少基层供销社改‘官办’为‘民办’,放开了手脚,做活生意。但是,有关方面的‘敲诈勒索’令他们难以招架。 例如,四川省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给每个供销门市部发了一个工本费仅值几角钱的营业执     

“我们是群众的公仆”

沈阳市皇姑区委信访办公室,是全国信访工作系统的先进单位。多年来,他们满腔热忱地从事接待工作,使许多来信来访者感到了党的温暖。人们称他们为‘群众的贴心人’。在上访者中,有一部分人受了冤屈,肚子里有气,有些人甚至得理不饶人。对待这样的上访者,皇姑区委信访办的同志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皇姑区教师学校有位老教师,‘文革’期间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遣送回原籍改造,蒙冤二十多     

五味斋的启迪

廊坊市调料厂所属的五味斋食品店,以其独特的优质服务,赢得了顾客的称赞;而商店在追求社会效益中也获得了经济效益。因此,他们被授予全国城市文明经营示范单位的称号,这是完全应该的。 五味斋的经验是多方面的,最可贵之处是他们有办好商业的三种‘意识’: 一曰顾客意识。任何商业服务业都必须增强顾客意识,也就是服务意识。社会主义商业的宗旨是供应人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