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会对华经贸议案的影响

对华经贸议案是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议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经贸议案的议题主要集中于最惠国待遇、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平衡、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美国国会出台的对华经贸议案绝大多数是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良性发展的负面议案。在对华经贸议案的表决上,虽然负面议案持续不断,但因国会两党议员支持率偏低而较少获得通过;而正面议案虽少,但在表决上却能获得国会通过。这一现象的出现有赖于国际政治环境变迁、国会立法制度以及美国国内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美商务外交与亚太贸易机制

亚太贸易机制建设是当代世界贸易体系的热点问题。作为亚太大国和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商务外交合作程度决定着亚太贸易机制的最终建立。本文首先回顾中美在双边外交关系定位上的认知,解释美国为何关注亚太贸易机制,分析中美两国分别在亚太已有的贸易机制,最后阐述中美间的"竞合"决定亚太贸易机制形成。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中美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伴随中美贸易总量与不平衡的同步扩大,双边贸易的依存度也有改变,美国对中国出口市场依存的提升表明,寻求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商务外交的目标之一,但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因此,增加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对相互投资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美国的国债投资利于美国维持超低利率水平,反过来刺激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进一步维系了中美间贸易与资本之间的高度互动。对中美和美日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的比较分析表明,尽管中国市场相对于日本更开放,但由于中美战略互信的缺失,使得中国时常成为美国贸易政治的主要目标国。     

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中美关系的新型政策路径

中美两国在经历一场具有世纪性意义的经济权势转移的同时,各自都通过在亚洲建立各种联盟和加入贸易集团而实施着自身的再平衡战略。但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轨迹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而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并在东南亚和南亚实施再平衡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对新型"欧亚挑战者"的担忧已经过时。尽管中美都试图在亚洲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集团,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和美国都既有其国内动力,也有其国际动力。中美两国的政策方法表面上看是相互排斥的,美国政策大致是归纳式的,而中国的政策则总体是演绎式的,但两者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交集。为了务实地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必须学会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虽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需要创新、务实、有力的政策路径。     

战略竞争背景下如何稳定中美关系——地方人文交流视角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以及贸易战的开启,中美关系或正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战略不确定期。随着美中之间战略竞争态势的日益显现,就地方人文交流而言,推进其继续发挥双边关系探路者、铺路者和护路者角色,对于稳定中美关系就变得更加重要。尽管中美关系的整体操作环境呈恶化趋势,但地方人文交流仍不失为战略竞争背景下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手段,一是由于双边关系使国家层面的人文交流变得困难,二是中美人文交流尚未真正深入民间而具有重大潜力,三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也意味着较大的政策空间。中美地方人文交流仍存在明显不足,特别是与地方经济合作的配合度不够,对美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敏感度不高。今后,需要充分开发中美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投资和就业对美国州、国会选区的人文社会影响,并有效利用美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潜在机遇,推动中美地方人文交流的战略创新、手段创新和制度创新。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及其实施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是"以对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的方式扩大贸易"。它申明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具有直接约束力;要求其他国家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坚决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它以"国家安全"为由,连续发起贸易"337""232"和"301"调查,对相关国家实行单方面制裁,威胁同中国打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措施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化的一个侧面,即把中国确定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为此要竭尽所能阻止中国高科技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的不利局面。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的政治动因

当前,以纺织品为代表的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争端主要由美国挑起,手段也从原来的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手段,发展到现在的"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及临时保障措施等.中美贸易争端除了客观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这一表面原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     

中美人民币汇率战烽火重燃

尽管美国大有"死磕"人民币汇率之势,但真正的中美贸易大战目前却很难发生,倘若人民币汇率之战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对全球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     

美国为何“不怀好意”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约翰·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是1980～1981年里根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布什政府时期,他又参与了美国政府关于削减利息税和伊拉克重建等课题。9月初拉特里奇在厦门参加2007创意产业投资与发展论坛期间,本刊记者就中美经济相关问题,对他进行了的访问。《南风窗》: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中美贸易,因此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与平衡中关贸易、处理中美关系密不可分。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要如何看待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拉特里奇:对于中国而言,其实需要了解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何以会表现得"不怀好意"。中国需要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决策体系。美国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可能会出台一些"最坏的政策"。要解决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沟通。     

对华强硬声音背后的美国“虚弱症”

主要因贸易不平衡而引发的中美贸易争端,是多年来中美关系中的显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中美双方应以合作的态度妥善加以解决。但是,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包括个人利益,在美国政坛和舆论界,总有一些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介入这一问题,并使问题趋于复杂化。近来一些人对中美贸易关系越来越烦躁不安,有两方面原因。     

论美国国会政党极化的结构性根源

美国两党间的政治极化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又以国会中的政党极化表现得最为突出。从结构性视角来看,导致国会中政党极化的主要原因是:首先,越来越多意识形态激进的议员进入国会,同时部分议员发生了"适应性调整",不断向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移动。其次,国会自身的制度变革尤其是议事规则和程序上的变化,客观上对政党极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主导着立法议程,他们不断强化政党纪律,致使国会中"政党投票"愈加频繁。最后,国会中政党领袖自身的不断极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朗普时代,"否决政治"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常态并持续下去,其未来发展趋势及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安全提案的表决及其影响

冷战后时期美国国会出台的对华安全提案的大多数是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负面议案.提案内容彰显了美国国会在军事安全层面上对中国的警惕、防范与限制倾向.在绝大多数对华安全提案的表决上,国会通过率极高,并且国会两党易于跨越党派界线形成高度一致的立场.通过对华安全提案的不断提出与表决,国会不仅成功渲染了"中国威胁论",监督、评估与牵制了行政部门的对华安全决策,而且导致中美经贸交往中摩擦不断,也严重限制与阻碍了中美之间在科技、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美国真的希望人民币升值吗

贸易和金融把中美两国紧紧连在了一起,于是乎诞生了"中美国"一词.面对"中美国"的童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和我一样思考同样的一些问题,不知有多少人会产生同样的困惑. 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困惑或许就是,我们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难道仅仅是美元"废纸"而已?     

“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对中外关系研究的贡献——评介王勇著《中美经贸关系》

一自建交以来,经贸不仅是复杂纷呈的中美双边关系的经济基础,也是整体关系得以基本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中美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超过德国、英国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对象。美国金融     

美国是否可以无视WTO争端裁决?

<正>2017年8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宣布对华启动301调查。但依据美国早前承诺,美国不能仅仅依照本国调查结果,擅自对中国采取单边报复措施。目前,中美经贸合作呈现积极态势,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已取得重要进展,双方正商谈开展一年合作计划。展望未来,中美经贸合作间的一些重大问题仍然亟待解决,特别值得紧惕的是美国贸易新政出现无视WTO争端裁决的新趋势。从WTO实际运行看,美国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最积极的使用者,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较好地维护了自身利益,无视WTO争端裁决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美关系:中国如何取得主动?——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

5月24日到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美国派出的代表团达200人之众,阵容强大,规模空前。除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财政部长盖特纳之外,更有商务部长骆家辉、贸易代表柯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威拉德等10多位高官。中方的团队也不逊色。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的麾下,是中国外交、财政、能源、商务、贸易、金融、科技、交通、卫生等部门的重量级人物。对话最终取得了26项成果。自去年9月美国对中国轮胎实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后,中美之间摩擦不断,集中表现在贸易和反倾销、达赖、对台军售、气候问题、互联网管制等多个方面。此轮对话恰逢中美两国正试图改善关系之际,双方都避免涉及存在分歧的话题,摆出和解的姿态。"就好像两个国家曾走到了悬崖边缘,在看到下面万劫不复的深渊后,他们选择了退后。"应当如何看待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的反复和曲折?如何看待和回应金融危机下民众要求中国外交"硬起来"的呼声?中国如何在中美关系中化被动为主动?本刊就此专访了中国当代一流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     

美国经济中的中国因素

在美国经济中，中美经济贸易的互动关系越来越重要，它是在中美建交后，经过双方近30年的努力，逐步培育发展起来的，现在它已成为两国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积极因素。     

中美清洁能源竞合新态势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清洁能源政策同气候政策一样受到两党政治的影响,呈现周期性变化并影响中美在绿色产业的竞合格局。拜登政府的气候与清洁能源政策密切联动、协同,且被嵌入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中。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继承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及创立俱乐部式的清洁能源联盟来重塑美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的领导力。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机制呈现一定的韧性且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包容性增强。中美在气候危机、绿色复苏等议题上的共识为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其绿色产业的重要竞争者,对华实施绿色"多边规锁",大力推进跨大西洋绿色贸易及技术联盟,进行中美信息网络技术及新基建博弈等。中国应注重在中美气候合作共识下加强合作并拓展伙伴关系,通过多边协调突破绿色"规锁",提升自身实力并加强包容性竞争,使清洁能源合作成为中美推进全球气候、能源善治的关键抓手。     

媒体

在2004年大选期间,白宫抵制了抨击中国的诱惑。虽然克里承诺要对北京政权采取强硬态度,国会两党议员称中国为不公平的贸易伙伴,但布什班子没有接受以增加关税来胁迫中国政府调整货币的要求。但今年,白宫势单力薄。国会共和党议员很害怕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丧失席位,国会山的反华情绪似乎有更加强烈的趋势。据悉,国会议案箱里的反华议案目前有20多个。布什的最高贸易代表罗布ˇ波特曼最近公布了他的对华“自上而下的审议政策”。在同时提交给国会的信中,他毫不留情地强调说,美国将“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然而,在那份正式的报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