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动员与社会公平——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的双重因素

社会不稳定一直是困扰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不当与社会不公平则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保持适度的社会动员和重建社会公平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边疆治理现代转型: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首先应确立科学的推进策略并选择恰当的实施路径。从现代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角度看,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公共治理权力为轴心合理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边疆治理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的转型。为此,应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为边疆治理的现代转型打好社会基础。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     

社会组织促进治理现代化问题探讨

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治理现代化强国,不仅是因为它们拥有完善和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还因为它们拥有发达的社会组织以及公民拥有良好的自我组织能力。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促进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社会组织能够凝聚民心为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能够疏导民意为治理现代化化解共识难题、能够搜集民情为治理现代化带来决策依据、能够汇集民力为治理现代化打造坚实主体。中国要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而早日实现治理现代化,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具体而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进一步降低准入条件,强化过程监管;二是政府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三是充分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的作用;四是社会组织要自练"基本功"以强身健体。     

中国单位体制的构建与"革命后社会"的整合

单位体制是中国在革命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诞生出来的一种社会调控体系.中国依靠单位这种组织形式将完成了对各种要素的吸纳与统合.本文从逻辑、历史、思想和实践四个项度分析了单位体制的起点与源头,提出当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它们逐渐丧失了扩充社会资源总量的能力的时候,变革单位体制的时代也就来临了.单位体制作为革命后社会整合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满足了中国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双重需要.日后诸多单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否定单位体制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在充分吸收单位体制之合理性因素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     

有效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管理的四大思路

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有很强的共生关系:社会管理实践为社会组织成长提供了社会空间,社会组织的成长推动了社会管理的有效开展。有效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必须以辩证看待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为认识论基础,以维护社会组织法律合法性为法律保障,以强化社会组织党建为政治支撑,以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为根本基石。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本对策

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后发地区,具有边疆、民族、贫困等特点,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既有一般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强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宣传教育、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十条措施.既是治理边疆的治本之道,也是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本之策.     

转型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转型进程中，我们发现，政治国家的力量大大超越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公民社会一直被政治国家所湮没，因此，如何构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轴心，并将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前景。本文基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现状提出：建构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而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基础，现代公司的塑造是核心，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关键，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是保障。     

政治自觉与社会优化——对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框架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现实研究与逻辑推演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以问题为导向,而问题则是客观的、历史性的,必须面对具体的现实起点。后者则可以从逻辑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出发而不影响逻辑的严密性。我国现代化实践的起点,即权威主体的建构。只有权威性主体才能有效推动现代化进程,才能培育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成长。历史证明这一进程绝对不能像逻辑推演一样进行倒推。在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高度的政治自觉是这一过程有效性的保证,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以此为分析框架可以对我国改革历史进程进行理论阐释,同时避免了"理性经济人"、"国家与社会"等理论预设造成逻辑体系对现实实践割裂的缺陷,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现实性,因此也具有可行性。     

试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先导作用,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驱动力。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对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是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实践载体。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公德意识,有利于加强公民的环境意识,有利于促进公民的责任意识。     

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

民间组织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建构方式,使中国原有的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面临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挑战。两种社会建构体系的协调与共存直接关系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中,中国共产党是核心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日益兴起的民间组织,中国共产党要在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中依然具有领导力,起核心作用,就必须调整自己的组织与功能,以保持党的组织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与适应。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资本建设

社会资本是增强农村综合发展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当前农村社会资本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影响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资本转换的主要因素有:传统社会资本影响的式微,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通过充分发挥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作用,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实现身份平等,完善农村民主制度设计与实施等来保障农民的公民权利,发展壮大现代社会资本,乃是实现农村稳定与繁荣的根本保障.     

社会资本的建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政治建构论对社会资本的生成提出了各自解释,但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范式中提出命题。以广州市F街公共服务转型为经验文本,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探讨社会资本的建构命题。在"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式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作中,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团活动空间与公民参与网络得以构建,跨越私人关系的社会资本得以生发。不同于西方社会,在中国,建构社会资本需同时导入国家与社会力量,进行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建构。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文章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性,实现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的单边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协作"模式转型。文章对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进行了分析,剖析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困境,并提出合作对象选择、信息沟通协调、公民参与和监督评估四大机制的构建,以期为推动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社会民主建构的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资本的研究

人类政治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两个领域,可以分为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而社会民主是社会政治发展的目标。社会民主的建构包括三个条件,即民主国家的建构、有机的公共生活的建构和公民社会自身的建构。民主国家的建构是社会民主建构的外部环境,公共领域是社会自身制约国家的途径,而市民社会则是社会民主建构的主要内容。公民社会的建构,则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信任的增强。因此,社会资本是社会民主建构的基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社会治理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强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广泛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利益格局变动与利益协调(上)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边疆多民族地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的问题日渐突出,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课题组组织调查组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民族地区进行了专题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课题组对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开展了专题研讨,找出了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应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利益分化问题的思路,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社会结构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顺应现代化发展规律，促进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发展，同时，又要积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科学引导、控制好分化的速度、程度和走向，使之与政治体制的承受程度相适应，实现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     

新时期社会生态管理与社会管理生态化建构——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管理的机制

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态文明融入社会管理不仅契合了后者创新的要求,还具备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种条件。具体来说,这一融入的具体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超越传统社会管理,拓展管理领域,建构起社会生态管理场域;二是以生态文明为思想主线,以社会政策体系的协调为主要方式,实现社会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双重生态化,建构起内和谐的社会管理体系。从而在标与本两个维度,推进并完成生态文明融入社会管理的崭新任务,实现绿色发展。     

社会结构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从实践角度看,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是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而从理论角度看,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的标志则是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当前,来自财富配置结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等社会结构层面的挑战,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为此,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着力消解利益固化,在中产化进程中积极引导社会中层,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以促进阶层和谐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