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院少年法庭社会服务令

社会服务令是长宁法院少年法庭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中一项重要尝试，少年法庭在对犯罪未     

就“社会服务令”访长宁法院丁寿兴院长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从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始,不断在我国少年司法领域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去年7月又正式尝试社会服务令制度,一年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最高法院有关领导的肯定。本刊编辑为此专访长宁法院丁寿兴院长,并发表有关案例与文章。     

上海长宁区法院试行“社会服务令”一周年专题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从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始，不断在我国少年司法领域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去年7月又正式尝试社会服务令制度，一年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最高法院有关领导的肯定。本刊编辑为此专访长宁法院丁寿兴院长，并发表有关案例与文章。     

衡平居次原则的司法困境及完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了衡平居次原则,法院也越来越多地在案件中引用该条规定,处理基于不正当关联关系的关联债权受偿顺位问题。但该原则的适用效力、适用范围、适用标准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仍存在争议,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不当利用关联关系”的判断标准,确定由关联企业对关联债权的正当性承担举证责任。     

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判前观察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为进一步完善少年司法制度，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自2006年开始在全国十八家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少年综合审判试点工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即为试点法院之一。我国少年审判试点工作自一开始就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一方面，由于我国少年审判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因此少年特色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将更多地依赖于司法实践中的建构性努力。另一方面，上述现实也给试点法院在探索和完善少年司法制度方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有助于各试点法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探索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罚的构思与实践——上海市长宁法院少年法庭实行“社会服务令”初见成效

2002年7月17日，本着为中国少年审判工作探索一条新路子的精神，我们少年法庭首次推出了“社会服务令”。8个多月以来，共对10起案件的13名失足少年发送了“社会服务令”，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新形势下法院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对策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缺失社会代价支付和补偿机制、利益冲突尖锐化等矛盾不断暴露,导致法院审理案件数量不断上升,那么法院该如何通过自身的角色定位来恰当行使审判权?在新形势下法院应该加强自身创新和创新管理,如以自身管理为突破点,着力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等多渠道化解社会矛盾。     

解读“社会服务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的借鉴与思考

一、什么是社会服务令? 所谓社会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就是地方法院以刑事判决的方式,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为社会提供一定无偿劳动。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服务社会,矫正犯罪心理,改过自新之目的,完成罪犯改造之任务。 现代的社会服务令一般被认为起源于英国1972年的《刑事司法条例》(the Criminal Justice Art 1972),其中规定犯罪者(至少为17岁)必须在缓刑官的监督下无偿地完成40—240小时工作的命令。这类命令通常根据缓刑犯监督官的报告而提出,同时必须征得罪犯本人的同意,并于12个月之内执行。对于违反该令的行为可处以罚金,或撤回该命令并施以任何原来可施加于该罪行的惩罚。     

刑事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的提升路径——基于美国选择辩护人模式改革的思考

2015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贫困者辩护委员会联合科尔马县和县刑事法院合作试点实施了选择辩护人模式,允许贫困被告人根据法院提供的律师名单选择法律援助辩护人。试点结果显示选择辩护人模式对提高法律援助辩护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质量不高一直是刑事法律援助的顽疾。该问题的形成既源于法律规定的漏洞,又与指派辩护人模式的固有缺陷有关。选择辩护人模式改革的成功为我国解决刑事法律援助辩护质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借鉴选择辩护人模式的合理内核,从国家责任、律师资源和权利保障三方面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完善,以达到改善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目的。     

社会服务令与起诉便宜主义

2001年5月26日，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向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黎明(化名)下达了一个特殊的法律文书——“社会服务令”，指令黎明到光达居委会(化名)进行无薪社会服务，服务期限为两个月。“社会服务令”下达后，黎明被安排在远离居住地的长安区光达居委会，以“社会志愿者”的身份进行无薪社会服务。光达居委会受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