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罪入刑的必要性考察——立足于具体行为微罪化的现实需要

微罪入刑不仅是劳动教养废止后司法分流的客观需要,更体现着学者们对我国刑法体系变革的深层次追求。其必要性在于促使刑法体系向严而不厉的模式转变。然而,一来刑法体系变革问题本身存在争议,二来这种研究也容易忽略具体行为犯罪化的实际需要。因此,不妨把研究视角放在具体行为微罪化的现实需要上来,从具体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变化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两个方面来考察其入刑的必要性。     

论单位非法行医之犯罪性及其刑法对策

单位非法行医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刑法介入对单位非法行医行为的规范符合犯罪相对性的原理。我国刑法应当增设单位非法行医罪,以保障我国医疗卫生市场的健康发展。     

关于考试作弊入刑问题的思考

近些年来,考试作弊现象的大量存在催生了考试刑法的出台.2014年《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将四类与考试作弊有关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之中,组织考生作弊的行为及相关帮助行为、出售和提供试题或答案的行为以及替考行为都被当作犯罪来处理.前三类行为因其本身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用刑法进行打击无可厚非,但替考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将其入罪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与刑法谦抑性的理念不相符.从考试刑法的出台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立法有过分扩大犯罪化之嫌.     

醉酒驾驶犯罪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醉酒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带有报应刑色彩，对于醉酒驾驶尚未造成实害结果的无计可施。我国大可将刑事政策定位于刑法早期介入公共安全领域，将刑法的防卫线向前推置，进一步严密法网，将醉酒驾驶行为犯罪化。     

从一起不予立案案件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特征

刑事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且具有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判断罪与非罪时,就是应当依据社会危害性来判断是否将某种行为纳入到刑法领域来,而区别此罪与彼罪的时候则更着重在于分析不同犯罪构成要素之间的区别,由于未对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很容易将心中初步的判断结论通过犯罪构成逆向推导,先有结论再用犯罪构成来求证的思考方式容易导出错误的结论。本案中村民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罪的刑法要件的,但若结合社会危害性的要求来看则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关键在于思考时应当从罪与非罪处入手,而不是直接从此罪与彼罪处分析。     

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入罪的合理性,二是入罪的必要性。确保刑法预防功能的实现以及满足刑事政策的要求说明了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合理性。法益侵害的严重性以及动用刑罚的必要性说明了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必要性。《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之前的罪名体系无法涵盖危险驾驶行为。     

认定非法经营罪的几个问题

堵截构成要件是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表现为“或者其他型”。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对非法经营罪做出修改,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个罪构成。限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成立犯罪之范围的同时,有必要对司法解释与单行刑法明确的非法出版行为、非法买卖外汇行为和扰乱电信市场秩序行为和非法传销行为加以认定。     

论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犯罪化

近年来出现的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对我国商标权的刑法保护提出了新的问题。反向假冒注册商标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方式不同,无法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认定,但这种行为本身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也不能适应我国在加入WTO后法律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因此,将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犯罪化已是形势所必需。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政策取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有区别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基础罪名,影响该罪刑事政策选择的因素包括刑法的谦抑性、金融管制的缓和趋向及选择性司法的负作用。未来我国对该罪的刑事政策取向为：重新确立入罪标准,提高刑罚确定性并制定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     

容留他人吸毒罪研究——以案例分析为视角

我国刑法未将吸食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对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给予刑事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容留他人吸毒罪作为一种处罚较轻的毒品犯罪,刑法对其犯罪构成过于简略,面对毒品对社会稳定和谐产生的严重危害性,严厉打击涉毒型犯罪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司法案例予以一一梳理,厘清构成要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借鉴。     

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六“情节严重”的教义学阐释——基于对21份相关裁判文书的分析

在强调预防为主的反恐刑事立法模式下,由于刑法典、解释对于第一百二十条之六中"情节严重"缺乏明确、清晰的规定,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成为判断行为是否成立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重点与难点,显著降低了该条在实践中的适用性。建构第一百二十条之六"情节严重"所包含的内容,其前提需要在犯罪论体系中给予本罪中"情节严重"一个明确的定位。本罪中的"情节严重"属于整体评价要素,且情节仅指客观方面体现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现有刑事裁判的归纳与分析,总结出评价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六"情节严重"的要件要素,至少应包括非法持有物品的数额、内容的危害性、持有行为的后续行为。     

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及其立法完善

关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问题,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刑法设置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打击各类严重破坏国家计划生育立法、危害妇女生 命健康的犯罪行为。以此为基点,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我们应当做宽泛的理解。我国现 行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在今后我国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应考虑 修改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规定。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

当前，虚假诉讼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虚假诉讼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意见不一，但无论是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还是妨害作证罪来处罚虚假诉讼行为，都会产生难以避免的矛盾。长远来看，我国应该通过立法将虚假诉讼行为犯罪化，明确设立虚假诉讼罪。     

行政垄断的归责原则若干问题研究及体系建构——立足行政责任追究观之

行政垄断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多年来,国家颁布了很多与控制行政垄断有关的法律文件,开展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整治行政垄断的执法活动,但效果并不尽人意。行政垄断是一种非法垄断,对这种非法垄断必须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控制。为此,必须有与行政垄断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同时须建立与之相应的归责体系,以便于行政垄断的确实规制。     

论新型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型毒品指主要依靠化学合成的毒品。新型毒品犯罪即指以新型毒品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行为。我国新型毒品犯罪具有生产消费本土化、涉案人员高知化和消费群体白领化的特征。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应当：在对制毒技术和制毒原料的刑法管制上,严格限制相关犯罪认定的标准,防止过度入罪;严格监管含有精神药物的处方药,在刑法上设立＂非法出具处方罪＂和＂非法提供处方药罪＂;创新与探索戒毒领域的制度,而不是匆忙地将吸毒行为犯罪化,以更好地规制新型毒品犯罪。     

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首次将非法移植人体器官行为纳入刑事立法,我国刑法理论界研究较少,司法机关在认定时也面临诸多问题.研究器官移植的立法沿革,界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构成,探讨器官移植的立法完善,意义重大.     

涉基因技术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定性为切入点

关于贺某某编辑婴儿事件的刑法定性问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等三种观点。非法行医罪的观点得到了司法机关的支持。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贺某某的涉案行为不宜以这三种犯罪论处。面对基因技术的使用已经引发、可能引发的刑事风险,需要对我国刑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完善,以弥补法律的空白。为了防止滥用基因技术所造成的危害,需要增设妨害基因管理秩序罪;为防止在人体上非法进行基因试验,需要增设非法进行人体试验罪。     

海洋资源盗窃行为的刑法学思考——以“盗挖海砂”现象为背景

盗挖海砂等海洋资源盗窃行为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其不仅侵害了国家财产,还导致海洋地质灾害、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干扰正常的渔业生产等。但是传统环境刑法侧重于保护陆地环境及资源,因而司法实践中对盗挖海砂等海洋资源的行为无论是用非法采矿罪还是用盗窃罪都面临困境。为此,应将＂经责令停止开采后仍拒不停止开采＂从非法采矿罪的入罪条件中予以取消,另外,宜将＂非法采矿罪＂修改为＂盗取矿产资源罪＂。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将一些海洋资源盗窃行为以盗窃罪定罪量刑。     

信用卡套现非犯罪化研究

200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将信用卡套现行为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但是通过对信用卡入罪原因、信用卡套现原因以及信用卡功能的分析,可以认定信用卡套现并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产生根源是银行不合理的信用卡透支制度。因此,将信用卡套现入罪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应当将信用卡套现非犯罪化。同时,对信用卡套现应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规制。     

刑法视域下的“考研电台”案

"考研电台"的行为属于严重的作弊行为,应当属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与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的牵连犯,从一重处罚.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刑法在规制考试作弊行为方面存在的立法缺陷.应当通过立法设置单独的考试舞弊罪名,时考试舞弊行为予以单独的刑法规制,严密刑事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