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南海争端解决模式探索——基于区域外大国因素与国际法作用的分析

越南是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主要挑战,如何化解中越争端成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美日印等区域外大国以维护国际法的名义介入南海问题,目的在于防范和遏制中国,维持美国及追随者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和有利地位,这符合越南的利益并压缩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选择空间。但随着中国区域拒止能力的增强及美日印的合理利益得以确保,后者介入南海争端的决心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南海争端属于政治争端,很难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获得解决,越南主张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的目的是希望借助美日支持,通过滥用国际法条款达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虽然越南欢迎美日印等国介入,但又对美国充满戒备,对中国留有余地。目前,在以武力、国际法和搁置争议的方式维护南海主权均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应利用越美矛盾,在做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探索以实力为基础和平化解中越争端的模式。中国如能采取政经分离的模式,以经济权利的共享换取政治主权的和平维护,则不仅可化解美日印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企图,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论当前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国际环境

2010年以来,在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以及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与外部化政策的影响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日趋增强,主要南海权益争端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趋向强硬。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表明,南海争端矛盾的尖锐化、问题解决机制的多边化、区域外强国介入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环境。而美国与东盟提出的多边谈判和尽早协商通过《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议短期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从容易解决的争端下手,通过双边谈判首先解决某些具体争端,逐渐消解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是中国应对当前南海问题复杂国际因素、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必要之举。     

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越、中菲南海政策协调的分析表明,三方在功能性问题上存在着极强的合作可能性。但功能性问题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矛盾。在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形下,由于担心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公平,深化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地资源矛盾突出,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显著强于中国,其南海政策极易获得国内的高度支持,这是越南和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争端中让步的原因,也是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仍表现强硬的根本原因。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制度化程度要高于中菲,其原因在于中越之间存在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多个议题制度化的成果及经验外溢到南海领域,使双方高层在战略上容易达成共识,并对两国的国内决策和执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理解越南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差异,还需要挖掘两国更多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越南、菲律宾政府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和相关部门的挑战。可以预计,国内利益多元化将使其南海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

针对纷争不断的南海主权争端,美国多年来形成了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三不"政策。但是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在南海寻衅滋事,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美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在旧有的"三不"政策基础上,对其南海政策做出两项直接针对中国的调整,即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端,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五不"政策框架。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日益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的"中立"立场,在偏袒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衅行为的同时,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

在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南海争端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本文概述了南海争端现状和各方对相关国际法律的不同解读,分析探讨了美国关注南海争端的原因、美国的立场政策、以及美国因素对南海争端当事国的影响。通过剖析美国因素,本文认为,美国对南海问题当事国相关政策或行动的支持倾向,客观上已使得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态势逐渐转为现实,美国因素对中国试图解决南海争端的努力形成一定的挑战。     

越南南海政策调整:演变与实质

阮富仲主政后,越南与中国争夺南海领土主权的总体立场虽然没有变化,但在海域主张管辖范围、岛礁法理地位、岛礁和海域攻防重点等问题上均做出了重大政策调整。此次调整的实质是,越南在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双重背景下,利用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筹码,放弃部分不切实际的权利主张,争取域外势力和东盟诸国的介入以及国际舆论的支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借助所谓时代的力量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越南在南海的战略性收缩,试图以名义上的让步换取既得实质性利益的巩固,集中体现了阮富仲所倡导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务实外交思想,是越南在全面融入国际新形势下做出的阶段性战略调整。它使中越两国在南海的争端更加复杂,中国方面亟需认真应对,未雨绸缪。     

美国智库的南海研究及政策影响评估——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为例

美国智库间接影响美国的南海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长期关注南海问题,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分析该中心2009年至2022年关于南海问题的成果可以发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解读中国的南海政策、分析中越和中菲南海争端、探讨美中东盟三角关系下的南海问题、为美国制定南海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其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及明显的矛盾性,呈现出微观与宏观并重、意识形态性与客观性并存的特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之所以能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得益于其在研究独立性、人员流动、研究方法和公众参与方面的制度设计,这些举措对中国国际事务类智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布热津斯基访华与中越华侨争端的公开化

中国选择在1978年5月24日，即布热津斯基结束访华的第二天公开中越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这首先是中越华侨争端已经严重到必须公开的结果，也是一种有目的的安排。中国通过这样的安排，有效地向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高层在会谈中有关越南和苏联问题的重要共识，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使美国意识到，在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前必须暂缓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     

南海争端中的苏联/俄罗斯因素

南海岛屿争端的产生,与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问题的形成有其同源性,均是美国主导下的对日片面媾和的产物。在1951年召开的旧金山对日和会上,苏联基于同盟利益,在捍卫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领土权益的同时,也积极支持中国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合法要求。直至1970年代初,南海岛屿争端主要存在于中国和南越西贡当局之间,而越南和苏联均支持中国。1970年代后,越南改变态度和苏联持偏袒立场,与中越苏三边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冷战后,南沙群岛形成了6国7方分别占领的局面,而重返东南亚的俄罗斯把越南看作通往东盟的平台,并在东南亚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南海问题出现国际化、多边化和事实化趋向的背景下,"不选边站"是俄罗斯的最佳策略选择。     

中美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政策梳理和互动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南海问题涉及到＂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五国六方＂）,矛盾集中在南沙岛礁的主权归属、海域纠纷等方面。美国并非南海争端方,但却成为介入南海地区的实力最强的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是一个历史过程,自从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     

冷战后美国学者对华政策论争

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 ,美国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 ,是冷战后美国学术界特别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着力研究的问题。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还是“战略伙伴”;美国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还是“接触战略”,或者二者兼而行之 ;如何认识九一一事件与伊拉克战争后的中美关系 ,都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但无论观点如何 ,其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对华战略思维与中美关系走势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战略研究界在对华关系上主要有遏制和合作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在美国对华关系中都有所表现.九一一事件后,出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仍然存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曲折发展,合作与竞争、利益与分歧并存.     

中美关系面临考验--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渐向右转,呈现强硬态势.本文认为,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国内因素,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则是其外部考虑.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正在面临抉择,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多元层次的复杂系统。美国国会涉华联线的出现,就是美国国内多元政治的具体产物。本文主要以国会的涉藏联线为例,分析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成立的背景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影响。本文认为,涉藏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议会活动,监督政府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在涉藏联线议员的多年推动下,国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出现了机制化趋势。国会通过涉藏的两个报告和一个政策法案,加上国会在其他议案中附加的西藏条款,这些因素将是西藏问题在美国或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认为涉藏人权联线和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