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宪法保护

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宪政的首要价值。本文在总结中国宪法对基本人权保护的现状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保障不足的原因,并从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公民基本人权宪法保护、实现宪政价值的现实之途。     

表达自由的法理价值与法律保障

表达自由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外延显然宽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不仅是思想自由的外在化、公民知情权的延伸,而且也是公民监督权的表现.表达自由的价值形态主要表现在自由、民主、控权和自治等多向度.表达自由的保障主要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立法保护、强化程序保障、正确界定政府限制表达自由权行使的的界限、维护公民的结社自由、落实宪法诉讼制度等方面着手.     

人文化管理与服刑罪犯的权利保障问题初探

同犯罪现象作斗争,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把罪犯改造成能够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新人,并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是中国改造罪犯的基本目标,也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任务。监狱人权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特殊领域,保护人权切不可忽视对服刑人员的保护,研究人权问题切不可忽视对罪犯人权的研究。中国监狱人权保障工作是中国人权保障的一个强项。     

集体行动的宪政之维

集体行动是民意表达最集中,也是最激烈的方式。在多元化的当代中国,集体行动大量涌现,且呈现出迥异于西方之中国特色。集体行动是公民表达自由的集中体现,却并非民主政治的常态,紧迫性与用尽其他救济是其正当性基础。但在中国,构建良性集体行动的宪政土壤正在培育与成熟之中,集体行动的表现形态呈现出特殊模式。宽容、多元、民主与人权保障的理念将成为未来中国集体行动与宪政精神良性契合的根本原则。     

推行人文化管理 切实保障罪犯合法权利

同犯罪现象作斗争,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把罪犯改造成能够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新人,并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是中国改造罪犯的基本目标,也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任务。监狱人权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特殊领域,保护人权切不可忽视对服刑人员,研究人权问题切不可忽视对罪犯人权的研究。中国监狱人权保障工作是中国人权保障的一个强项。     

试论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个人财产权的确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盲目的政府行为或集体行为,有助于吸引外资,促进有效投资,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确立个人财产权是保证个人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是宪政的基石,是实现宪政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对个人财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存在差异;对有关私有财产的规范体系不完整、缺少征用补偿条款;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和国家赔偿制度;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当作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保护;私有财产范围界定不明确。对此,首先将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来保护,把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观念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消除实质上的不平等;其次,建立宪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范体系;第三,建立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宪法诉讼制度,增加征用补偿条款;第四,通过划定公权和私权的界限,确认主体普遍享有的财产资格。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界定政府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基础,是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以行政许可法制度为视角的探讨

在宪政框架下,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希望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在考量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时,既要基于公民权利至上的逻辑起点,也要正视现代行政权力扩张的基本事实。新近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对权力(利)框架进行重构,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这一对应层面对权力(利)关系进行诠释,取得瞩目的突破。在宪法保护人权和保护私产的思想指引下,只有在“公民私域权利自由”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民公域权利自主”的积极功能,才能真正实现公民权利至上和人身彻底解放的终SE目标。     

宪政基本要素及其结构——也谈“宪政是什么”

学界对“宪政是什么”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诠释，至今众说纷纭。但如果采用基本要素结构分析法，宪政的基本内涵要素主要应当有法治、民主和自由（人权）。在价值层面上，三者分属两个档次：民主和法治是宪政的手段，具有工具性价值；自由（人权）是宪政的目的，具有实质性价值。其中，法治与宪政的亲缘度比之民主与宪政要密切得多，前者“亲密无间”，须臾不可分离；后者既相互契合，又存在一定张力。假如把宪政比喻为一个生命体，那么，自由人权是其灵魂，民主和法治是其左右两腿。正如多数人的右腿承重力稍大于左腿一样，对于宪政来说法治的重要性也略胜民主一筹。     

论公民知情权的宪法确认

一个国家的知情权保障制度发达与否 ,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人权宪政水平。知情权的人权确认是宪政制度发展的历史趋势。要切实有效地保障公民知情权 ,应把知情权纳入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     

物权法的宪政价值

物权法赋予公民财产权,这是保障基本人权的需要,也是保障人的自由和个人自治的需要;物权法设定的内容和程序将对政府权力构成限制,促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以物权清晰为前提,物权法是和谐社会建立的基石。     

从“人肉搜索”看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肉搜索”行为在网络中的双重角色扮演体现了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现实中话语权的缺失和对网络言论自由限制的缺位是导致“人肉搜索”被滥用的深层次原因。在相对保障模式下,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认为规制“人肉搜索”滥用的关键在于完善合理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实施困境及对策探讨

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颁布已多年,但在现实中却鲜有获批准的合法的集会游行示威,大部分集会游行示威陷入合宪但违法的境地。这与《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的限制过严有关,也与主管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维稳的思维误区以及角色错位有关。要改变这一现状既要正确认识集会游行示威的制度化对民主政治的健全和社会稳定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修订《集会游行示威法》以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基本权利,又要明确公安机关事前依法审批、事中有效管理和事后依法追惩的角色职责。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以分配正义推进社会进步

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体制分配各种资源时的根本原则,社会纷争和生产力破坏的缘由大多出于社会不公。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发展之中,经济增长是促进国民收入提高的重要手段,但仅有增长是不够的,还需要认真研究并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地对待公民的权利,包括消极和积极的权利,解决言论、结社自由和民主参政的问题;坚持程序正义,克服各种特权现象,让公民们在就业、参政、进入市场等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克服各种人为的歧视;同时进一步落实实质正义,满足公民的各项福利权利,通过再分配机制,避免过大的社会收入差距。     

公民合理权利期待视角下的搜查权力界限研究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侦查制度的改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对于搜查制度的修改却远远没有达到实践中所需要的程度。搜查是侦查人员依法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罪证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寻、检查的一种侦查行为。搜查活动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公民的合理权利期待面对国家强制下的搜查权力必然是脆弱的,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从另一方面讲,搜查制度的完善也关系到侦查机关追溯犯罪的能力,进而影响到刑事诉讼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     

欧美志愿服务与现代公民教育

在很多欧美国家,伴随着个人主义在20世纪带来的许许多多社会问题,越来越重视公民教育。志愿服务是实现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志愿服务的本质是一种公民精神,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志愿服务可以提高公民意识,帮助公民实现人生价值;同时它还可以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的能力,为公民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     

论中国公民海外权益保护权—以利比亚撤侨为视角

中国公民海外权益保护权是中国公民在海外依法享有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有自己独立的特征。党和国家一贯重视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正当权益,并不断加大保护力度,尤其体现在利比亚大撤侨的全过程中。保护海外中国公民权益,是我国国家性质、国家主权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维护人权的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当然,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民、社会组织都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救济应当是公民捍卫基本权利最有力的方式。但我国立法对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还尚未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对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也呈不规范状态。制约公民基本权利寻求诉讼救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法院无权也不宜主管宪法诉讼。建立宪法法院专司宪法诉讼是我国宪政体制下较为理想的选择。     

论现代危机下的公民责任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危机将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公民的责任能力对于抗击现代危机的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胜危机的成败走向,关系着政府危机领导的效果。公民参与危机治理的公共事务是公民内在的职责,因为公民身份本身就包含着责任。公民积极主动的责任观念使参与危机的治理成为公民内在的自由要求。公民责任能力的提高需要教育引导和政治环境的熏陶。公民责任是与公民权利相联系的责任,责任之中包含着权利分享之义。     

1978年宪法在人权保障中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

1978年宪法基本上保持了1975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的精神,恢复了一部分被1975年宪法所取消的195 4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规定了一些新的宪法权利,为1982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奠定了法律基础。1978年宪法,在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历史性地位不容忽视,其制度意义不容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