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助推因素与引导策略分析

网络舆情给社会管理和政府治理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引导网络舆情已成为政府的必备技能并反映了政府治理水平。网络舆情的产生和演变是舆情事件、网络空间、网民和政府等要素互动和博弈的结果,其传播过程一般历经形成期、扩散期、爆发期和消散期,其演进受到多种助推因素的影响。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畅通官民互动的网络沟通机制,构建媒体联动格局,充分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导向作用,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构建引导网络舆情的协同模式,积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引导网络舆情的有效策略。     

政府教育部门应对网络舆情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机制研究

在界定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空间、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范围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定义;总结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四个特点,即舆情更易快速集结,舆情体现出大学生日益增强的公民意识,与公众舆情相比更易治理,舆情相对比较理性等;对已有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提出的治理发展模式及其可行性和困境等成果进行了综述,借鉴西方治理理论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模型,即建立以"信息公开、对话、事后分析、决策"为流程的治理体系,对于信息不透明、制度缺失和政府不作为等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公开和对话可以增进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了解,分析和决策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从根本上预防或平息群体性事件。     

治理网络舆情,政府该如何着手

网络为公众拓宽信息来源、提供交流沟通平台的同时,也给政府的公共治理带来了挑战。当前,网络舆情表现出传播机制的复杂化、参与主体范围的扩大化和运行规则的系统化特征。对此,政府应从意识形态领域着手,创新治理理念;应从单一到多元,形成协同治理模式;应从线性到系统,形成生态治理机制。     

网络舆论表达“负面偏好”的生成机制及治理路径

网络热点事件中经常出现负面评论带节奏,造成次生舆情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共识,不利于构建良好舆论生态。舆论表达中"负面偏好"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复杂的心理效应,还有商业利益和社会信息供给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次生舆情危机、群际间的刻板印象和社会舆论生态恶化。为此,在治理和引导上需要加强平台方的精细化管理,强化主流媒体打破"社交茧房"的传播能力,最大限度地均衡社会信息供给结构,不断创新"后真相时代"的舆论治理范式。     

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归纳分析了当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网络舆情治理思路定位不当,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手段落后,网络舆情研判缺乏标准体系;针对性地从治理思路、实施手段、研判标准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为构建标准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和研判标准,从而为提高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全球化进程与当代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管理创新是世界各国政府发展的总趋势。全球化进程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加强国与国联系的同时,必然推动着各国政府外部管理体制和内部运作机制的相互学习和自我创新。全球化进程对当代政府管理更是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要求:一、全球化进程必然要求当代政府管理对于新的国际情势有一个制度上的回应;二、全球化进程使得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管理的内部事务衍生出外部意义;三、全球化进程要求政府管理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走向"上下互动"的治理;四、全球化进程要求当代政府管理在全球范围内关注生态治理、环境保护和和平共处的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危机及其消解

全媒体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但由于网络传播的不确定性及评论的主观性,造成信息的经常性异化或失实,而产生负面效应。文章分析了网络舆情形成的过程、原因和负面舆情的影响,并代入"品牌传播"、"人际传播"、"全媒体传播"等有关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应如何有效地应对舆情危机。     

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网络舆情渗透的主要形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媒体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新兴社交媒体的出现,反华势力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网络舆情渗透的现象经常发生。反华势力进行网络舆情渗透的主要途径有:"培养异见分子",利用自媒体渗透;利用流媒体渗透;利用手机APP应用传播负面信息;开发破解防火墙软件,诱使国内网民接受相关信息。反华势力进行网络舆情渗透的主要形式有:借个别群体性事件和部分腐败案件进行反华炒作;借突发事件造谣生事,破坏稳定;歪曲事实真相,攻击国家领导人;在言论上"形左实右",居心不良;在意识形态上借"公民社会"的理念攻击中国"民主""人权"。必须严格管控反华势力的公众账号,注重重大舆情和敏感舆情的信息公开工作,针锋相对地揭露其意识形态渗透的真相,构建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新理念。     

用法律规制微信舆情传播

微信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和互动性改变了当前网络舆情传播格局,也带来了舆情传播法律规范方面的挑战。要在把握舆情传播特点的基础上治理微信舆情传播,通过强化网络立法、严格网络执法、推进全民守法进行网络社会治安防控,使微信信息实现健康传播。     

从围观到失序 “吃瓜”舆论场的“次生舆情”形成与演化

网络中的"吃瓜"舆论场已经成为公共议题讨论、公民社会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一道社会景观。社会情感传播和信息级联效是推动"吃瓜"舆论场形成与演化的两个底层因素;"吃瓜者"的围观行为衍生出社会参与、社会动员、内容生产及话题迁移、网络暴力和舆论审判等一系列次生影响,使舆论场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治理舆论危机应着眼三个层面:通过知识传播弥合参与者主体的"知识沟",通过构建主体之间的对话机制达成多元共识,通过构建网络公共秩序的底层生态打造协同共生、有序参与的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