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思维已过时

<正>据4月7日的中国青年网报道:近来,"中国崩溃论"再度甚嚣尘上。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表示,所谓"中国崩溃论"的根源在于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导致的"政体决定论",即只有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所谓"民主"政体才是好政体,一切其他的政体都或迟或早必然垮台。"我们常常听到‘过去30年,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说法,这是在用政体思     

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比较——兼论“士”文化与中国历史的统一

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都曾是盛极一时的大帝国，但两大帝国建立之初的政治文化传统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是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士”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核心；而罗马帝国建立在城邦政治文化传统之上，公民是其政治文化的核心。这种差异对近代中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影响重大。     

看待“西式民主”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

<正>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现在的输出民主,造成这么多国家的混乱和这么多的难民。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要求实行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特别是三权分立、议会制度的声音从未停止。比如,有人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为什么说是滞后的?其实是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故而认为改革是滞后的。造成所谓"滞后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迷信西方民主制度。而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与内在矛盾。所     

中国的成功要从“政道”二字找根源

<正>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也因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学术。如果套用西方概念和学说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往往隔靴搔痒、说不清楚,甚至出现误读。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西方关注的视角也有很大差异。对此,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提出西方学者比较关心"政体"问题,而中国很多学者则关心"政道"问题。西方不少学者认为政治生活中"政体"是最重要的,因而重点讨论权力怎样产生、分配和制约,喜欢用民主与专制对立的框架进行分析。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讨     

西方民主模式出了什么问题

正过去数十年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无疑,西方的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大问题。西方人士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即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金钱政治"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疑。《经济学人》文章指出,"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法案,竟     

政治体制思想之源和当代中国改革实践

从城邦即国家的角度研究政治体制问题,肇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国家政治体制的类型、结构,变革的原因、结果,阐明了最好的政体与法治精神的关系,能够寻求依循法律治国的政体是现实中最好的政治体制;揭示了理想的混合政体的实质在于多数人之治,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治体制;论述了政体变迁的动因与改革发展的趋势,导致政体衰亡的原因在于自身存在的弊端,引发政体变革的原因在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之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在本体制范围内进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体制的深刻认识,形成隽永智慧的思想之源,对于当代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朝着正确的目标方向发展,具有明显的启迪借鉴作用。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监察体制改革对我国政体模式的创新

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国家权力结构的视角来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创制国家监察权以优化国家政治权力配置和完善权力监督体系,把政治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国家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将我国政体从原先的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格局转变为立法、监察、行政、司法"四位一体"的政体模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政体模式。这一政体模式的创新突破了传统政体理论的窠臼,可以为国际社会政体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新加坡民主模式：制度设计与经验启示——一种混合民主政体的考察

政体通常是评判一个国家政治体系民主与否的基本尺度。从政体模式及其特征来看，新加坡政体是一种优质的混合民主政体，内含着选举民主、托管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它是东西方制度与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执政党、国会、政府与公民社会合力推动的结果，具有多元、包容、稳定、高效的显著优势，其制度设计为我国政治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民主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民主化理论的中国阐释之一

本文以达尔的《多头政体》以及第三波民主化研究为范本,解析西方经典民主化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在此基础上,说明其在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所遭遇的挑战(对选举主义的反思),进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同西方经典民主化理论两无相关,甚至超越了其已有的解释框架,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新的阐释,以便发展出一种适合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新的认识视野。     

中国民主政治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正不能以西方标准来评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一些西方人士却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民主政治建设则停滞不前。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以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将三权分立、多党轮流坐庄等同于民主。实际上,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民主模式都有自身的特点,即使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也     

台湾政治体制什么样

中西合璧的“五权宪法”体制 台湾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袭了国民党在大陆时的政体。孙中山创建的三民主义政府体制，是一种糅合了西方民主政治与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些传统官位设置，而构成的“五权宪法”体制。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在中国源于外部西方的冲击,而在西方则源于内部的压力;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体,在中国主要是政党和国家,而在西方则主要是公民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政治现代化的动力资源,而西方则较充足。从激进主义革命模式转变到渐进主义改革模式,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完成了从单一动力到复合动力的变迁。     

发展民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发展民主政治上,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和民情,而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在当代中国,发展民主政治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模式.     

中国道路的政治优势与思想价值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越来越热。但在热议中国奇迹的时候,很多西方研究者不谈或者有意回避经济成绩背后的政治因素或政治优势。习惯了以西方政治标准评价中国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读或误判。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甚至经常假借中国政治话题否认中国模式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副主任张树华研究员在《中国道路的政治优势与思想价值》一文中,对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西方民主神话的破灭、西方自由-民主范式的局限、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价值与国际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     

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再审视——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诠释

合法性这一政治概念基于考察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而产生,但不同政体、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国家在实际发展中的差异使得学者对合法性来源及其特征争论不休。已有研究将合法性来源简单归结为西方的竞争性选举程序,并认为以绩效或经济增长为支撑的合法性无法根本解决政治认同和支持危机,此类研究视角忽略了合法性来源的多重多样性。在梳理合法性来源的一般理论基础上,可将其划分为基础性来源和补充性机制,并基于大数据时代不同合法性来源与技术变革的互动表现,建构出一个复合型合法性来源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运作分析,展示该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的理论诠释提供新视角。     

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宪政之路

<正>研究中国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从概念出发,更不能用所谓西方模式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而西方宪政是一个被"神化"的概念,许多关于法治乃至政治发展道路的话题,都被这样一个具有特定西方政治法律话语含义的概念所遮蔽,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事实上,西方宪政从表现形式来看,是多元化、多样性的,因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身就是多元、多样的,宪政不可能呈现出一个单一的模式。无论是英国     

中国的发展还是有人读不懂

<正>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当时,中国与欧洲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帝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欧洲几乎天天在打仗。另一方面,中国是世俗国家,欧洲大多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问题频发。对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来说,当时的中国是最理想的国度,孔子是最理想的哲学家。后来,中国国运不济,鸦片战争后一再被西方打败。中华民族复兴得以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所发挥的核心     

宪政的实质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

宪政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鲜明的政治主张。它是西方近代历史的产物,不具有"普世性"或"普适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实践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制度保证,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显示出鲜明的制度优势。中国绝不会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宪政亦不可能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合理选择。     

西方民主政治为什么缺乏普适性

中国现代政治,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是应该按照西方的逻辑走,还是按照中国的逻辑走?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应该从中国出发把握中国政治。作者指出,西方在民主上的历史首创性,很快扭曲了民主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将西方创造的民主制度变为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将带有先验性的西方政治精神和原则标准化地注入具体的国家与社会,西方的民主模式成为各国现代政治建设与运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然而,现代政治文明却因此而危机不断。     

亚里士多德论混合政体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是西方古典政体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政体分类模型虽然在概念上制造了一些麻烦,但由于逻辑严密、标准清晰而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西方政体分析的框架.在理想政体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最优良政体”与“实践可行的政体”；从政体原则上看,共和政体混合了自由与财富这两种原则,并部分地包含了德性原则；从混合的目标看,共和政体体现了对公正与友爱的追求；从混合的途径和方式看,共和政体包括了政治制度与社会阶级两个方面的混合,后者使得共和政体趋向于一种中间政体,亦即中产阶级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关于混合政体的论述揭示了他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双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