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大论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以“中苏条约”签订两次周年纪念活动为特定视角的解读

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分裂趋势日益明显。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之前,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主旋律是意识形态大论战,双方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苏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三、十四周年的纪念活动,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显得相对冷淡,表明这一时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无法维系两国传统的同盟关系。我们可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和支撑,从这个特定视角来管窥这一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专访苏丹全国大会党对外关系部部长、总统顾问 穆斯塔法·奥斯曼·伊斯梅尔

记者：自2002年中苏两党建立关系，尤其是2003年签署两党合作议定书以来，两党保持了良好互动，尤其近年来两党高层互访不断．机制化交流全面推进您如何看待两国、两党关系？您认为党际交往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何促进作用？     

一致与冲突:斯大林模式与中苏关系的演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形成并确立的斯大林模式 ,既是一种高度集权、政治驱动的“赶超型”发展模式 ,又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 ,同时还是一种强调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对抗的外交体制。新中国自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外交政策并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 ,斯大林模式对中苏两国关系的演进有着主导性影响。文章从斯大林模式角度 ,分析中苏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政治意识形态上、对外———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上的一致与歧异 ,进而如何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关于中苏两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中苏两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始于中共初创时期,并经历了曲折的历史。1919年7月—1935年1月,中苏两党关系相当密切,中共得益于苏共帮助同时也深受其害。自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在实际斗争中逐渐争得独立自主地位。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苏两党相互关系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尽管两党关系不无问题,但相互信任与真诚合作居于主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党关系逐渐发生变化。1949年10月—1956年1月,中苏两党友好关系续有发展但暗流涌动。1956年2月—1960年3月,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4月—1964年10月,理论纷争与利益冲突相交织引发大论战。1964年10月—1982年11月,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1982年11月—1989年5月,两党关系正常化道路漫长且步履维艰。1989年5月—1991年8月,两党关系正常化后的友好交往好景未长。考察中苏两党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我们可以认识到,中苏两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中国革命、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走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对之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国际共运史乃至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和思考。     

中苏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去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了高级首脑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这次历史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敌对和隔阂之后,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同时中苏两党的关系也随之正常化。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到了一个新起点。今年4月下旬,李鹏总理应邀对苏联进行回访。当此之际,概括回顾两国过去所走过的一段曲折历程,分析其变化情况,并对今后发展的前景作些展望,这不仅对珍惜和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对将来中苏关系的更进一步的开展可能是有益的。     

中苏分裂与越南劳动党对国际共运的认知和表达(1960—1964)

20世纪60年代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时期,而此时中苏关系由两党分歧逐步走向两国关系的破裂。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希望获得中苏两国援助的越南不得不面对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60年代上半叶,越南劳动党对中苏分歧和国际共运的态度发生了从"避免评论"到"反帝反修"的变化。同时,中苏分歧和分裂也成为一种"镜像",促进了越南劳动党"独立自主"话语的生成,成为越南70年代政策调整乃至80年代"革新开放"的思想前提。     

中苏两党关于“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的争论评析

中苏两党关于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的争论是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看来,苏共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是与其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相联系的,是左的表现;苏共提出全民党,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不是故意抹杀党的阶级性、取消党的先进性,而是苏共在对苏联发展阶段左的估计基础上为继续保持党包揽一切的地位所寻找的一个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讲,对苏共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进行批判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中共把苏共的这一理论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安全观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这一条约的签署,确立了中日两国在冷战条件下以抵御苏联威胁为目标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两国发展互利互惠经贸关系的政治基础,成为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20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充分显示了这一条约的巨大历史意义和作用。但是,随着     

美土关系会去同盟化吗?

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国。但冷战结束二十余年,美土两国结盟的基础弱化,双方均未对双边关系进行系统调整和全面反思,导致近年来两国在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分歧不断,相互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同盟关系屡受挑战。显然,冷战语境下的同盟关系已无法准确定位当前的两国关系。然而,无论从历史惯性还是从现实利益看,美土两国短期内都不会颠覆北约框架下的同盟关系,但两国关系将会发生转型。这种转型不是对同盟关系的彻底否定,也不是延续具有冷战性质的同盟关系。     

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上)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就总体言之,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3年。在中苏同盟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不仅有力地保证了中国新生政权的稳固,而且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步实现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的军事合作既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推进了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4—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和平建设时期。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苏联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科技武器装备),以保障自己的建设环境。而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     

新中国最早的“春晚”

共和国大事记(1949-1956)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     

专访葡萄牙社会党主席玛丽娅·德贝伦

记者：中国共产党与葡萄牙社会党1983年正式建立党际关系您对这些年来两党关系的发展有何评价？两党间交流合作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两党关系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和期待？德贝伦：自两国建交以来，两党关系不断向前推进。在社会党执政期间，两党曾多次实现互访。此次访华，社会党派出了迄今为止级别最高的代表团，并偕企业家随同进行经贸洽谈。     

论中苏两国的新型关系

去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高级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宣布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邓小平把这次会晤的重大历史意义概括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戈尔巴乔夫表示完全赞同,他说:"一个很长的相互疏远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将要共同缔造     

患难与共 携手共进——纪念中古建交5O周年

中古友谊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大批华工移居古巴。在1868年和1895年古巴两次独立战争中，华工与古巴人民并肩战斗，为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立下了赫赫战功。古巴革命胜利后，1960年9月古巴与新中国建交，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半个世纪以来，中古两党、两国及两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新，中古传统友谊不断续写新篇章。     

特朗普执政后美日同盟发展动向及对华影响

<正>特朗普执政后,美日两国通过首脑会晤再次确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这一动向进一步确认和增强了美日联盟机制对华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在此背景下,防范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行动,理应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不久便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确认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向国际社会展现美日"牢     

患难与共携手共进——纪念中古建交50周年

中古友谊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大批华工移居古巴.在1868年和1895年古巴两次独立战争中,华工与古巴人民并肩战斗,为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立下了赫赫战功.古巴革命胜利后,1960年9月古巴与新中国建交,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半个世纪以来,中古两党、两国及两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新,中古传统友谊不断续写新篇章.     

祝愿中老友谊之树万古长青——记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访问中国

9月的北京天高气爽。经过一夏天高温酷暑的历练和几许初秋细雨的滋润，花更红，树更绿，北京显得更加生机盎然。在这收获的季节里，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赛雅颂一行于9月6—13日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为中老传统友好关系继续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两党两国关系跨上了全面深化发展的新台阶。     

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再平衡与中美关系

面对国内经济疲乏不振、两党政治斗争导致政治"失能"等现实,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大部分心思和精力不会倾注在外交问题上。但在挑战颇多的对外政策议程中,如何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不能忽视的课题。美国对华政策仍将维持"防范+接触"这一延续多年的总体框架,但需应对两国关系竞争性和相互依存程度同时上升的复杂局面。随着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规模有望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奥巴马第二任期将是中美两国寻求"竞争性共存"之道     

退台前后的国民党当局与“控苏案”

1949年,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崩溃。为了推卸责任,挽救颓势,阻止国际社会对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国民党当局决定向联合国控诉苏联支持中共“叛乱”,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联合国宪章,呼吁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施以援助。“控苏案”自1949年提出,至1952年通过,历时近三年之久。期间,国民党台湾当局利用联合国为政治舞台,以“控苏案”为媒介。     

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探析

通过1945年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苏联对华政策。他既没有重视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作用,也没有认真关注战后初期远东地区与中国国内出现的新形势,而是采取了同美国协调支配远东国际秩序重建的策略,最终实现了美苏在远东的均势。在许多具体安排上,斯大林受到沙俄外交传统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的苏联对华政策受美苏关系与中国形势的影响甚大。本文利用多国档案文献,重新揭示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探讨该政策在形成后数年即发生重大转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