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向亲友集资为名,实质上希望或者放任亲友向社会介绍,通过亲友间接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不影响其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认定;以口头方式发布、传播集资信息,以达到通过口口相传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的目的,符合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本质特征;行为人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只对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的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以集资诈骗罪定性处罚。对于之前实施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其他犯罪的,应按相关犯罪处理,并实行数罪并罚。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将他人的集资款据为己有或使之归第三人所有的意图。在认定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集资的非法性不应局限于程序上的非法性,亦应包括实体上的非法性。除了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外,不论集资对象的范围是否特定,均属刑法意义上的非法集资。一、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界定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有别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虽然二者都包含着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使所有权人丧失对所有物的控制,并由行为人控制所有物的非法意     

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及证明路径

打着发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幌子，通过公众媒体或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进行公开宣传，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以签订回购协议等方式承诺还本付息的，属于变相非法集资。办理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可以根据涉案私募基金信息披露情况、募集资金实际用途、非法集资人归还能力等要素，综合判断非法集资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对集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应当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涉及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在办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我们应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集资行为方式、集资对象等方便进行考察,以界定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否为社会不特定对象。在对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进行认定时,要走出以犯罪结果为依据的客观归罪误区,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应当界定非法集资犯罪行为赃款的范围并明确追缴主体及其职责。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正犯包括集资人本人以及与集资人共谋并通过各种形式分得赃款的行为人。放任犯罪结果发生的下线人员属于集资诈骗罪的帮助犯,对不知资金获取人存在诈骗故意而将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转贷给诈骗行为人的下线行为人,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认定问题研究

既有的非法集资犯罪认定标准主要是以线下非法集资案为原型归纳形成的.司法者在将这些既定标准运用到网络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在区分合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非法性"的认定应从"部门"导向转变为"依法"导向;"公开性"的认定应从"媒介"导向转变为"对象"导向,且被害对象的认定应从"不特定"标准转变为"非合格投资者"标准;"利诱性"的认定不仅要考虑保本付息的承诺,还要考虑涉案资金的使用去向.另一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并非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区分两罪的要素"之一"而非"唯一";"诈骗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构成要件,既不能从诈骗行为中推导出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从非法占有目的中推导出诈骗行为;在区分两罪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先客观、后主观""先违法、后责任"的检验逻辑.     

论办理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中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

非法集资类犯罪中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是指非法集资行为并非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无论从何处筹集到资金都符合集资人的意愿。对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用于合法生产经营的行为，应慎重处理，未给存款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非法占有目的”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投资者资金的意图：二是行为人主观上根本没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     

从“吴英案”看集资诈骗罪之主观要件构成

由"吴英案"引发的集资诈骗罪罪刑认定问题,是日前法学界的热门问题之一。就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适用,无疑需要紧扣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文在讨论此要件内涵的基础上对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认定该要件展开了探究。尤其对"吴英案"中此要件认定的疑难点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本文认为,吴英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吴英并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更罪不至死。     

民营企业家集资诈骗罪:问题与思考

在认定集资诈骗罪时,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该强调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避免客观的依结果归罪;对诈骗行为的认定,应该关注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被骗行为间的互动。就本文述及的两个典型案件而言,不宜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可考虑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英定罪;因涉案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备受质疑,无法认定曾成杰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在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时,既要避免唯数额论的倾向,又要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和舆情民意对量刑所起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尽量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以尽快推动立法上废止集资诈骗罪的死刑。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动金融犯罪穿透式打击、全链条治理

最高检发布第四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突出高质效办理金融犯罪案件的工作要求，更好助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张业强等人非法集资案指出，要穿透式认定合法私募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对将部分集资款投入生产经营活动的不能径直否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要根据资金实际去向、投资经营实际情况等综合判断。郭四记、徐维伦等人伪造货币案指出，向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提供专门用于伪造货币的技术或者设备、材料的，应当认定具有伪造货币犯罪的共同故意。行为人虽未直接实施伪造货币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十分重要，可以认定为主犯，并对其参与的全部犯罪数额负责。孙旭东非法经营案明确了利用POS机套现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所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强调在研判必要性和可行性后依法开展自行侦查，推动对金融黑灰产业的全链条治理。     

集资诈骗案件刑事管制的逻辑与现实——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的法律分析

现有的集资诈骗案的刑事管制逻辑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中得到集中体现。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追根溯源,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根基于现有刑法对于非法集资规制的逻辑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非法集资相关法律保护对象的异化结果。     

析集资诈骗罪罪状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利用集资活动而进行的各种犯罪中，集资诈骗罪是最为严重的侵犯投资者权益、破坏金融市场管理秩序的犯罪。集资诈骗罪与其他各类集资犯罪相区别的界限，在于集资诈骗罪行为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意图。由于集资活动所导致的财产关系变化的特殊性，致使集资诈骗罪罪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内涵与刑法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通常意义有相当大的不同，然而，由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我国刑法关于某些目的犯的一个惯用限制词，许多论者往往因此而忽略了这种不同。一、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区别集资诈骗罪与其他集资犯…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困境与罪群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罪一方面被认定为特殊诈骗罪,与诈骗罪表现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加重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骗”与“被骗”的构成要件缺失却依然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欺骗”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混淆不清、两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标准的主观化趋势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占有目的”在被扩大化的同时又被弱化,进而造成集资诈骗罪被矮化、限缩。应从金融秩序法益的立场,回归集资诈骗罪的金融犯罪属性,重塑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明确“欺骗”“诈骗”的同质性,增设“骗取集资款罪”,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构建体系化的集资诈骗罪罪名群,化解集资诈骗罪刑罚供应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尴尬。     

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与金融对策

近年来,我国非法集资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问题.具体犯罪认定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公众"的界定,集资诈骗罪中如何推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都值得探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用于合法经营行为的犯罪处理应谨慎判断.民闻金融逐步合法化是时代潮流,民间借贷融资不规范,合法借贷与非法集资界限不清,使得非法集资的认定泛化,阻碍了民间借贷融资的发展.在未来融资体制设计中,应建立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拓展多种投资渠道,合理调整民间融资政策,并培育良好的法制环境、经济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     

论金融诈骗罪适用中的三个问题

对于没有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犯罪,控方只须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客观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控方必须承担全面的举证责任。金融诈骗行为数额没有达到金融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但达到普通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的,应当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连续诈骗行为触犯不同的诈骗犯罪时,原则上应实行数罪并罚。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他人内外勾结、通过诈骗方法侵吞本单位或客户资金的行为,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基本标准,分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和金融诈骗罪。     

吴英案的教训和思考

对吴英案的定陛一直存在争议：是集资诈骗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非法集资还是民间借贷？如何定性决定吴英生死命运。所谓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吴英筹集资金虽然数额巨大，达数亿元，但并非以占有为目的，筹集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发展企业，     

擅自发行股票非法募集资金构成集资诈骗罪

通过虚假宣传,谎称要到海外上市,面向全国兜售公司原始股。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向社会发行公司股票,非法募集资金数额较大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论金融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以贷款诈骗罪为例

刑法理论通说和实践部门一致认为，贷款人在贷款过程中使用了虚假的方法，但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属于一般的金融违法行为，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成为区分贷款诈骗罪与贷款违法行为的关键。然而，在办理具体的贷款诈骗犯罪案件时，司法机关经常面临着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认定难题，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有无，也往往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因此，如何认定贷款诈骗犯罪案件中的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     

浅析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内心活动，如何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笔者结合办案实践谈些浅见，权作引玉之砖。     

论经济诈骗犯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经济诈骗犯罪的本质特征。一切经济诈骗犯罪的活动方式,均是这一深层本质的外在表现。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审理经济诈骗犯罪案件的关键所在。然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主观的内在的东西,确定行为人是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要件的理论修正与司法检视

传统非法占有目的理论难以对集资诈骗罪中反复的"借款-还款"行为予以精准定性。"排除意思"既不是诈骗罪主观层面的要素,也无法适用于持续还本付息的集资诈骗行为。"利用意思"和"不法获利"不能用以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法发挥"非法占有目的"应有的罪名界分功能。非法占有目的并非集资诈骗罪的独立构成要件,以集资诈骗故意统摄本罪的主观要件并规范化解释为财产损害故意,能够完整地发挥定罪和罪名区分功能。以不具有债务履行能力和意愿推定财产损害故意,不仅符合理论逻辑,也能够通过司法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