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团队计酬型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

《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作了专门规定,并将其增补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由于立法已经将＂组织、领导传销＂的行为从＂非法经营＂中剥离出来,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传销型的非法经营罪＂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后是否还继续存在,争议很大。由于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定,本文将从一个案例入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网络金融犯罪司法认定研究

近年来,网络金融犯罪化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目前,由于我国计算机技术相对落后,且我国相关法律亦显滞后等等因素,我国对于网络金融犯罪的打击尚显力不从心。因此,有必要对网络金融犯罪进行深入的探讨,准确审视、界定网络金融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加大打击网络金融犯罪的力度,保障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管理网络聊天室并进行“裸聊”如何处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也伴生了通过计算机网络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尽管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涉及计算机的犯罪有所规定,但由于此类行为模式多样,加之信息技术自身存在的复杂性,给司法实践认定相关行为性质带来了困惑。目前,本刊结合典型案例,与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共同邀请专家,对“管理网络聊天室并进行裸聊的行为如何处理”问题进行了研讨。     

赌博后抢回赌资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抢劫赌资、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的,以抢劫罪定罪。但行为人仅以其所输赌资或所赢赌债为抢劫对象,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罚。＂在实践中应当如何理解此规定,是否赌博后抢回赌债赌资的行为均不可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对此,本文结合实际案例作一些浅度探讨。     

浅析贿赂犯罪中介行为的定性

我国《刑法》第392条有关介绍贿赂犯罪的规定,是对贿赂中介行为给予刑事打击在立法上的肯定,而《刑法》第388条关于＂斡旋受贿＂的规定,是对具有特定身份和地位及条件的人,以收受请托人财物为客观要件的贿赂中介行为要加大打击力度的立法明示。贿赂犯罪是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中发案率很高的一种犯罪,而在贿赂犯罪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介行为实现的,     

网络赌博犯罪分析与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已正式跨入了互联网时代。但随之而来的是网络违法犯罪案件增多,与网络有关的违法犯罪案件增多,尤其是网络赌博违法犯罪的增加。本文通过对网络赌博特点的分析,分析了网络赌博的主要类型,揭示出网络赌博的严重危害性,最终提出了以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打击力度及规范网络运营商行为等对策来防范网络赌博犯罪的发生。     

浅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近年来,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给一部分重症患者带来了福音,但另一方面,由于进行器官移植的供体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故在社会上出现了盗窃人体器官、组织贩卖人体器官、欺骗他人捐献人体器官等违法犯罪行为,并逐步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在某些区域已经严重危及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有鉴于此,我国国家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增设了有关器官犯罪的规定,即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此罪的入刑为我国有效惩制、打击买卖人体器官犯罪提供可靠的刑法依据和罪行标准的同时,凸显了我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刑法领域中的被害人责任

在犯罪过程中,犯罪人＂恶人＂、＂坏人＂的形象,使整个刑法学、犯罪学研究的重点偏向犯罪人。人们分析犯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研究他们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进而给犯罪人以否定性评价和惩罚。而与犯罪人互动的被害人,则只是担当着一种辅助性的角色。本文认为必须要注意的是,合理的分配法律责任,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充分的关注被害人的作用与责任,无疑对于在司法实践中确定犯罪人的责任、预防犯罪、实现公平正义有着重要的现实的意义。     

“持有型犯罪”与“占有型犯罪”辨析

“持有型犯罪”与“占有型犯罪”辨析阮方民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１７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在我国刑事法律中首次确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新罪名，也是在我国刑法规范中首次把＂持有＂确立为犯罪构成客观行为的一种...     

网络传授黑客技术的刑法学思索——以"黑客学校"现象为背景

自命为“黑客学校”的黑客网站等通过互联网传授黑客技术，为他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技术帮助和技术支持，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刑法问题。此类传授黑客技术行为客观上催生了无数的正犯行为，从而在整体上的危害性远远大于正犯行为的危害性。应当考虑以传授犯罪方法罪打击传授黑客技术行为的可能性。但是网络犯罪的异化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网络异化，体现在传授对象、传授行为以及犯罪主观要件等三个方面，对此传统刑法应当通过理论微调和扩张解释的方式进行积极回应。在扩张解释的边界之外，才应当考虑入罪化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