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扶贫:贫困文化视域下扶贫开发的新审思

为了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扶贫开发成为了当下贫困地区的重点工作。助推扶贫开发工作深入开展,路径选择可谓具有多样性。而文化扶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一种选择。立足贫困文化理论的学术视角来解读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思想观念滞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价值观念消极等因素严重地制约着当地民众的脱贫致富。因此,当地的文化扶贫工作需要从制度的建构、民众观念的改变、文化产业的开发以及教育资源的供给等方面进行理性审思,方能有助于整体扶贫开发终极目标的实现。     

扶贫进村(上)

“消除贫困”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1996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然而,“扶贫”的具体内涵应当是什么?发粮发款是“扶贫”,送钱送物是“扶贫”,可为何不少地区年年扶贫年年贫?如何帮助贫困地区从根子上真正消除贫困? 山西省吕梁地区从人的角度作了一点尝试。 吕梁是革命老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全区13个县市中贫困县就有9个之多。贫困人口达110万,其中包括一部分处于特困状态的人口与村落。在对特困村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原因剖析之后,吕梁决策者们发现特困村     

中国离脱贫还有多远?

经 常听到有人指责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观念落后”、“思想不解放”等等 ,也曾经看到有专家撰文说政府主导型的反贫困容易产生弊端 ,应把反贫困的目标定位在贫困地区引进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打破自然经济 ,不仅讲究公平 ,更要讲究效率。这些说法和想法不错 ,但与不少贫困地区的实际却有差距。其实 ,贫困是一种“综合症” ,造成极端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一概而论。有思想上的原因 ,也有自然环境、生存环境因素。说到底 ,人的思想观念是受客观环境制约的。有些贫困村不通公路 ,不通电 ,连一个乡都形不成集市 ;深山中的一些“吊桩户…     

重视农村的文化扶贫

我国反贫困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扶贫方式实现了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 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最初是“输血”救济,即单纯地向贫困地区送钱送物,虽然起到了暂时救济作用,但没有使原本“体质孱弱”的贫困地区出现活力与生机,相反却养成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依赖思想和干部无所作为的工作作风,贫而安贫, 一蹶不振。送的粮吃光了,钱用光了,衣穿破了,扶贫生产贷款挪作非生产用途,有贷无还,再贷不灵。“输血”救济不但没有帮助贫困户走出贫困,反而使他们陷入了贫困的“怪圈”之中, 难以自拔。有人说,解放前是“命运意识”将他们牢牢地锁在贫困之中,他们自认贫穷是命中注定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救济和扶贫优惠,逐渐养成了他们的“依赖意识”,从依赖集体到依赖国家,把希望一味地寄托在各种扶贫和救济上,不思进取,从而成为他们贫困延绵的主要内因。     

贫困群体要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好主体作用

贫困群体主体作用表现为贫困群体一旦获得可持续维持贫困线以上收入的能力,就可以实现稳定脱贫。因为他们是脱贫攻坚的主力军,给内源扶贫工作提供人力、智力和动力支撑。为了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我们要注重发挥贫困群体的主体作用,使扶贫工作由物质扶贫向内源扶贫转变。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从政府、高校、农民思想观念教育三方面入手,引导贫困群体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确保我们国家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扶贫产业纠偏提质

一条条县级“5+2”、村级“3+1”的特色产业线,一片片开花结果的扶贫产业园,编织起产业扶贫大网。当前,全国贫困地区累计建成10万个以上各类扶贫产业基地,已有超过90%的贫困户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攻坚之年,不断壮大的新产业新业态,正在助力贫困群众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致富梦。2019年,贫困地区特色种养业和电商、光伏、乡村旅游等产业扶贫新模式快速发展,带贫益贫机制初步建立,超过70%的脱贫户得到了产业扶贫支持。     

内源式扶贫中的乡村精英参与——以广西自治区W市相关实践为例

乡村精英是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地方内在资源与文化底蕴了解充分,在农村内源式扶贫,特别是关注贫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探求地方特色反贫困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通过个案研究发现,他们在产业合作、社会资本共享、转变贫困人群观念等方面对提升贫困者自我发展能力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同时,贫困地区面临的人力资源流失、贫困者主动意识缺失及过度心理依赖等客观问题,使得精英扶贫难以实现最优效益。为此,需要整合乡村精英的力量,加强多元主体扶贫参与机制建设,以实现受援者自主能动发展为目的,促进农村内源式扶贫开发。     

用“第一生产力”推动和提高扶贫工作的思考

十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当前，在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我们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理论基础，指导我们把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21世纪。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在本世纪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如何用“第一生产力”向扶贫工作注入新内涵，从而提高扶贫工作的科技含量，加大扶贫攻坚力度，把扶贫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一、扶贫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贫困是落后的同义语。贫困地区相对富裕地区，由于物质财富短缺会造成各种落…     

湖南贫困家庭教育帮扶与精准脱贫的思考

教育扶贫对湖南精准脱贫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湖南省教育扶贫的现状主要是: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完善筹资机制、增加资金、注重职业教育。加强湖南教育扶贫实现精准脱贫的对策主要是: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教师的待遇、使贫困地区的学生从"上得起学"向"上得好学"转变、大力推广贫困农民职业培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建设。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提高农民素质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向贫困挑战，一个世纪性的难题。从中南海的决策者们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到我省领导提出的一项特殊政治任务，上上下下，正打响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扶贫攻坚大会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贫困地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全面的扶贫开发建设，并先后创造了企业扶贫、项目扶贫、科技扶贫、兴教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方式，对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扶贫工作在“七五”期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解决了近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就山西来说，在最近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全省380万贫困人口中已有154万人实现了温饱，特别…     

四川取消生态脆弱扶贫县GDP考核

今年四川将取消高原藏区、大小凉山彝区等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并研究扶贫重点县“摘帽子”的正向激励机制。今年四川省计划减少贫困对象120万人，其中大小凉山彝区等“四大贫困片区”减贫60万人，并预计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和政县三合镇“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调查研究

贫困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短板,为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人民贫困状况,找准贫困地区、贫困人民致贫根源,国家在长期以来扶贫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旨在从根源上治贫,改善贫困人民生活状况。本文从村民满意度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和政县三合镇贫困户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当地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较高,影响满意度水平的因素主要为个人对政策的受益及获得感和政策实施中的客观因素;扶贫工作也存在部分不足。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提高政策的村民满意度提出以下建议:扶贫项目"强优扶弱";扶贫措施"因地制宜"。     

刘明祖八下乌盟

到2000年,我国要消除贫困,不使贫困跨入21世纪。这是我国1993年4月制定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主旨。这一计划要求用7年时间解决我国8000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大课题。 今年是“国际消除贫困年”,也是我国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第三年。这组专题报道,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江西的萍乡市、陕西的延安地区如何结合本地实际,抓扶贫工作的思路和做法,相信对各地的扶贫工作会有借鉴作用。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正>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但成败系于基层治理水平。由此可见,贫困地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将决定我们能否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而基层的治理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下进行更是决定了基层治理水平的高低。一、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我国传统的扶贫工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诸如贫困群众详情不够明确,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一方面,在贫困户识别中存在着贫困状况评     

扶贫应先“扶志”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我国部分地区相对比较贫困，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扶贫攻坚措施。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某些地区帮困是越帮越困，扶贫也是越扶越穷。究其原因，还在于不少贫困人口不愿劳作，坐等救济。这种扶贫解困非但达不到治穷致富之目的，反而滋生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和惰性思想。所以，笔者认为扶贫不应仅限于有形支援，还要多给予一些精神扶持，扶贫应先扶志。因为，“志”是立业成事的基础，是人的精神支柱。扶志第一应扶“奋发向上”之志。贫而失志、缺乏信心、垂头丧气、一蹶不振是长期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思想桎梏。要帮助…     

精准扶贫中造假行为的成因及治理

在精准扶贫中少数地方政府存在造假行为。从博弈论视角分析这些地方政府造假成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央政府许诺贫困地区脱贫后,原来扶贫政策措施不改变,导致这些地区地方政府造假时能取得当地贫困农户的配合;其次是因为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托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现了逆向选择,接受了地方政府的收买,容忍和接受了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治理建议主要有:从有利于反腐败的角度看,贫困地区脱贫时中央政府应取消这些地区原来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对贫困户实行权利和机会的扶贫;实行低保和贫困标准"两线"统一,以免给地方政府造假留下制度空间,同时,建立系统全面、分类的救助制度;要采用市场、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一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第三方评估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进行治理;要加大力度建设透明政府。     

到贫困地区去——何鲁丽川黔行

“到贫困地区去”,这是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选择首次调研之地时的“特殊要求”。自5月6日起,何鲁丽率队在四川、贵州这两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大省,对农村扶贫攻坚情况、计划生育工作、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及两个省的民革工作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深入调研。 不能让贫困进入21世纪 我国目前尚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本世纪剩下的不足三年的时间里,要使这些人脱贫。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志智双扶助力脱贫攻坚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是一条主线。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贫困问题是重点,在顶层设计逐渐完善的情况下,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重中之重。政策宣传、乡风文明建设、技能教育培训、制度保障对于激发内生动力尤为重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助力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