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资本主义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加剧

数字资本主义代表着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的新阶段,它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只不过它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数字信息,实现了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数字化生存模式以及资本的持续积累和不断增殖,甚至是数字"裂变式"增值。然而,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因"生产力的发展""数字技术的改进"而给工人阶级、城市底层、社会边缘群体等普通民众释放更多的"闲暇时间",相反,他们依旧被束缚在"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各个生产链条"上,而一旦遭遇社会风险或重大危机时,其合法利益甚至生命安全就更难以得到维护。由此,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西方民主体制下政党竞争的诸多阴暗面,包括"金主政治""贿选投机""党争混乱"等,反而可能在数字网络的"裂变"传播中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危机",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下进一步加剧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应该从三个层次上分析问题。从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层次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根本区别;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层次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一定的联系;从影响层次上看,资本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和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能管理性”危机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曾备受赞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陷入困境。在新保守主义看来,福利国家抑制了资本积累的同时又提高了社会的期望,由此导致福利国家自身的困境,并使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不可能管理性"危机。新马克思主义认同新保守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可能管理性"危机的描述,但他们认为这种危机不仅仅如新保守主义所说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根本上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福利国家,而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不可管理性。     

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 ,已经有３６０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发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实事求是地研究 ,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是当前统一思想认识和进一步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迫切需要。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 ,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走进死胡同 ,迫切要求建立反危机和预防危机的机制…     

南茜·弗雷泽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探析

在南茜·弗雷泽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的食人化特征。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背后的四个隐秘场所使得资本主义不断吞噬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危机出现。为了使人类免于灭亡,弗雷泽主张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此来消灭资本积累驱动下的资本食人行为,同时她还提出让21世纪的社会主义成为人类美好生活的制度基础。     

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自从世界经济在2009年6月走出衰退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使国际金融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会深陷巨大的债务危机,而被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信用评级,甚至因债务危机而关门停摆,它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发生了什么样的危机?像汽车城底特律那样的美国地方政府怎么也会陷入债务危机?需要从历史到现实、从实践到理论的各个层面对此进行论述和评析。     

论法律现代性危机的解决理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它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观念上的建构.面对法律现代性出现的危机,西方法律学者们从不同的关注点出发,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西方出现的法律现代性危机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避免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的法制之路,是每个中国法律学者都不能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比较及对我国新常态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具有周期性,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另一方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落后性和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替代的必然性。熊彼特认为,创新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断产生的创新的第一次浪潮以及由第一次浪潮引起的第二次浪潮,形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尽管马克思与熊彼特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波动性,但他们在对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以及周期特点的阐释上,存在许多不同点。比较马克思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于我国制定与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制度不断更新,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缓和了危机、矛盾,促进了社会相对稳定,实现了新的发展。一、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科技革命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它首先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力的革命又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级结构和物质生活的深刻变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延续已久的工业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转变…     

论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中的信任与信用——基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分析

信任与信用在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分析,挖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的信任与信用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通过以下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降低资本积累的难度与成本,促进资本的集中,分散资本大生产的风险,为跨期支付提供了基础,催生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降低资本主义世界对货币的需求量。同时,信任与信用的矛盾也会催生资本主义危机:信贷收缩、信用萎缩与资产收缩。马克思的信任观不仅对当下的信任研究具有启示,更对中国发展的实践意义深远。     

从马克思的“跨越”思想到邓小平的利用资本主义理论

马克思的"跨越"思想是可跨越论和不可跨越论的辩证统一,既要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因素,又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邓小平在马克思的"跨越"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特点,从发展社会主义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阐述了在生产力、具体体制、文化教育及政治文明建设等层面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从而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批判——兼评卢卡奇和哈贝马斯批判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它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型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它表明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什么伦理的国家,它提出的平等、自由、权利的学说也不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而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和意识形态,而且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使整个社会"物化",商品拜物教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作用的结果。卢卡奇和哈贝马斯虽然都吸收了韦伯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但是,卢卡奇否定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并因此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韦伯化;而哈贝马斯关于系统入侵生活世界的观点则从经济系统对文化领域的决定作用这一维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并使韦伯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化。     

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思想特质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现代性概念作具体论述,其现代性思想内蕴于整个社会发展理论中,是一种历史性、总体性、全面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系统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基本特征、社会危机、动力机制、发展逻辑,即现代性的直接动力是资本逻辑,精神动力和批判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片面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历史趋势。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发展道路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资本主义遭遇重创，越来越多的人从社会主义中寻找出路，但现在断言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为时过早。当前，我们一方面要警惕西方国家的“愚弄”，避免为这次危机埋单。另一方面，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同样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与资本主义明显不同的中国发展经验需要更深层次的总结；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韦伯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问题上的理论比较及现实意义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所起的＂理性化＂作用,并提出了＂理性化＂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悖论＂。这一理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问题上的解释在历史观、价值观和对现代化的批判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的思想在此问题上的争鸣与融合对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价值体系重建和将儒教精神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全球意识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自我调节的结果。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从此,资本主义便遭遇了摆脱不掉的“社会瘟疫”——经济危机。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吸取了教训,开始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干预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盲目性、自发性、无计划性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而导致阶级矛盾紧张这些致命的问题。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几点思考

文章分析了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内涵、缺陷,从国际社会层面、国家层面、个人层面三个维度来思考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深刻理解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辩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技术哲学

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技术哲学有三个层次：技术方法学、技术认识论、技术本体论。技术方法学从生成金融危机的技术链反思金融技术的内部控制和社会管理,技术认识论从技术思想传统意义上反思金融技术的“莱布尼茨-罗素形式传统”,技术本体论从追问金融技术的社会存在意义出发,以技术存在论、技术社会学、技术考古学和“世界4”理论等形式展开对金融危机的哲学理解,通过技术的运作机制考查金融危机的世界性和地方性,揭示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这三个层次构成了技术哲学的“一体两翼”。     

斯图亚特·霍尔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三个层次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在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霍尔从三个层次入手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内涵层次上，霍尔既反对“经济还原论”也反对“唯心论”。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不是必然的对应关系，而是偶然的接合。意识形态是表征系统，我们用它向自身和他人描绘世界的意义。在语言层次上，意识形态像语言一样运作，在根本上具有话语和符号特征。在实践层次上，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政治策略的问题。意识形态斗争包括为某个现有术语或范畴争得某些新意义的尝试，也包括让这个术语从其表征系统的位置上脱离链接的努力。符号(话语)斗争是社会主义政治策略新形式。     

毛泽东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理论探讨

毛泽东继承、丰富、发展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由之路.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必须遵循结合、创新的原则,树立实事求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借鉴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