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改革的困局及破解之策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有关量刑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也逐渐走向深入。从全国法院三年多以来的量刑改革实践中,我们已经切实看到程序公正所带来的价值。由于面临现行法律制度、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施行上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挑战,量刑程序改革道路的正确性屡遭非议。如何在量刑程序改革的具体内容上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对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妥善处理好量刑程序与效率的关系,并辅之以实体改革,以期量刑程序改革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     

量刑基准研究

同案不同判，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量刑基准的合理确定，是量刑公正的基础和关键，这对实现罪行均衡原则、确保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促进被告认罪服刑、实现量刑科学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我国量刑基准，在立法方面要进一步细化法定刑的范围，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     

浅析量刑情节适用

当代刑法理论认为 ,刑罚应兼顾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惩罚与教育并重 ,倾向于从有利于改造罪犯的基础上适用广泛的量刑情节修正刑罚 ,以期罪犯可以回归社会。为实现刑罚的这个目的 ,量刑情节的适用就显得尤为重要。量刑情节可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 ,这两种量刑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 ,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 ,法定量刑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 ,酌定量刑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实践中适用量刑情节 ,特别是有多种量刑情节并存的情况下 ,应当根据适当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具体处理。     

论我国量刑调查制度的构建

加拿大刑法学家杜蒙说过：量刑是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重要部分,是刑事正义的一半工程。目前,我国的量刑调查制度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尽管量刑调查初步显现了其制度绩效。但毋庸讳言,由于其尚处于初创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刑事立法滞后、理论上的争议、实践中的质疑是该制度推行的“瓶颈”。     

量刑建议制度下的控辩审关系

量刑建议制度是量刑建议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动态运作过程及其相关一系列程序制度的总称.其核心是量刑建议,而理顺量刑建议权、量刑辩护权和量刑裁判权三者关系有助于量刑建议制度的有效实施.在量刑建议制度环境下,在加强控辩审三方的诉讼职能的同时,为了构建阳光量刑平台,也不能忽视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博弈的均衡性分析

量刑规范化既认可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又不容忍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膨胀的态度导致量刑规范化与自由裁量之间的紧张。学界对法官量刑规范化和自由裁量发生紧张情况下的行为选择研究不足,而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可以寻找实现两者有效统一的法律制度安排的正路。量刑规范化与自由裁量博弈的模型分析得出的纳什均衡表明,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对法官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予以有效监督。建立审核判决书内容的法律制度可以实现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予以有力监督,形成新的法律制度均衡。通过理性构建法律制度的方式来促使新的法律制度均衡实现的过程在本质上是法律制度创新的过程。     

酌定情节与量刑

一、酌定量刑情节的概念与特征 (一)酌定量刑情节的概念 为了探讨的需要,必须首先对酌定量刑情节的基本概念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综观刑法理论界,近年来有关酌定量刑情节的定义有多种表述,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量刑建议权的法理基础与实证分析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对量刑建议权制度进行可行性建构，对于加强特殊预防和减少社会对立面，构建和谐社会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受贿罪量刑问题的立法反思——一个批判性的视角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越南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民愤与死刑量刑——死刑量刑中对“人民司法为人民”理念的贯彻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民愤与量刑特别是死刑量刑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司法实践的社会认同度。科学把握民愤与酌定量刑情节以及法定量刑情节的关系，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问题。     

“有限政府”的概念分析

"有限政府"概念有其形成的具体语境。在政治学语境中,有限政府论是权力有限论,其理论根据是权利的优先性,权利制约权力;在经济学语境中,有限政府论是职能有限论,其理论根据是市场的有效性,市场优于政府;在哲学语境中,有限政府论是理性有限论,其理论根据是有限理性,理性并非万能。不同语境中的概念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辩证地解读有限政府论在当今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和影响。     

民国时期对暴力爱国者如何量刑

在抗日气氛高涨的1932年,刘崇武在上海被捕了.公共租界捕房指控他杀死了贩卖日货的店主.刘崇武的被捕,迅速在全国引发一轮援助和营救的热潮,他被舆论称为“爱国志士”.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量刑关系之构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防止纠纷扩大化、化解社会矛盾、恢复受损害的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影响量刑具有正当性,二者统一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之中。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立法模糊、法官角色混合、自由裁量权无制约、激励机制未确立等问题,应以量刑规范化改革为指向,从限定调解范围、建立激励机制、完善量刑程序和明确赔偿与量刑幅度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方面科学构建调解和量刑之间的关系。     

论程序理性的政治意蕴

程序理性打通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隔阂,为世俗性政治秩序的维持和推进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思维路径。程序理性的发达跟当代哲学认知论转向交往理性密切相关,它具有实践性、反思性、公共性的认知特质和化解政治矛盾、巩固政治合法性、实现政治制度化的实践功能。毋庸讳言,其功能的实现需要苛刻的条件。     

论依法行政的程序保障

依行政程序行政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政需要加强程序保障。目前,在我国行政程序建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阻碍着程序保障作用的发挥。因此,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建立一套行政程序法规体系,设置科学、严密、有效的行政程序,是当前依法行政面临的重大课题。     

间接处罚之禁止——论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中的赔偿因素

法官在量刑时应当权衡一切对于犯罪人有利或者不利的情况,如犯罪人的年龄、成长环境、悔罪情况、侵害的权益、违反义务的程度等。其中犯罪行为引起的结果在量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法定的加重结果、法定刑之外造成其他的违法结果以及犯罪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结果等。对于这些因素的不当考量将会造成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间接处罚,这无疑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处罚。以交通肇事罪为例,以财产损失和赔偿因素为切入点,分析论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影响间接处罚的因素,试防微杜渐,以呼吁对间接处罚的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