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新视野

对于公共行政而言,以德行政与依法行政同等重要,张康之教授的新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就是一部全面探讨以德行政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专著。 在近代行政学说史上,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是一个重大的贡献,长期以来在西方行政管理中起着支配作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是二者内在相通性基础上的递进性发展。新公共管理范式并不是对官僚制的摈弃,而只是对其弊端和时代缺陷进行修缮。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行政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作为政府管理研究的行政学经历了三次研究"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实现了理论上的三次飞跃.每一次理论上的突破都必然在实践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同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新的政府管理范式,引发了西方社会政府改革的波涛,构筑了一波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在实践领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那么,产生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不是也适合我国国情呢?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益的启迪呢?     

论改革过程中行政权威模式的构建

在以往的行政管理实践中 ,我们习惯于从“强化”与“弱化”的意义上去理解行政权威 ,却很少关注行政权威的性质和类型 ,因而 ,使对于“强化”的激励和对于“弱化”的控制 ,都缺乏规律性的把握。本文试从西方官僚制权威模式入手 ,研究中国行政权威的类型及构建方式。一、西方行政改革中的官僚制权威模式2 0世纪 2 0年代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著名的官僚制权威理论。韦伯把官僚制权威模式看作行政权威的理想状态。在韦伯看来 ,哪里彻底实现了行政官僚化 ,哪里所确立的法治权威类型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韦伯的官僚制权威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学习型组织：对官僚制的修缮还是革命？

尽管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成为了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 ,并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 ,官僚制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所带来的行政组织中公共利益的缺位和人的异化造成了其理想与现实的断裂。而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技术 ,对官僚制有所超越的学习型组织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比较优势。虽然在价值取向和组织构造上二者有所不同 ,但从本质上看 ,学习型组织仍然只是在官僚制框架内对科层制的局部调整 ,而并非对官僚制的“彻底革命” ,因为它依然没有脱离出韦伯所说的效率、目标范畴。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 ,我们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国情 ,在组织创新的过程中要处理好补课和创新、继承和超越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模式。     

转型政治生活中的政府信誉问题初探——对几则行政案例的分析

文森特&#183;奥斯特罗姆教授在《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一书中，阐明了美国政府治理模式应从传统的强调单中心的官僚制行政转向民主制行政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民主制行政反映了当代行政发展的趋势。我国政府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也应将民主制行政作为自身追求的     

新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务员制度创新——以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为例

新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府行政改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过程中自然包括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公务员的进出制度、培训考核制度、薪酬激励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也深深地带有新公共管理的烙印。基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政治现实的差异,我们在进行具体的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应当看到政府改革所面对的具体的行政生态环境和政治环境,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公共行政理论时,我们应当在具体的背景下做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理想型官僚制的二重性--兼论当代中国的"政府再造"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三个层次的全面剖析,拓宽了研究官僚制的二重性的视野。官僚制在具有纯技术上的优势的同时,又具有僭越自身功能的倾向,造就了官僚组织集理性原则和非理性化倾向于一身的特殊格局。在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双重作用力之下,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面临种种“两难抉择”,进行“政府再造”已成当务之急。     

试论中国行政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层制

在早些时候，许多学者对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183;韦伯的“科层制”译成“官僚制”，但是通常人们对“官僚制”会产生误解，把“官僚制”等同于“官僚主义”，比如一提到“官僚制”，就会把它与“低效率”、“专制”等同起来，把它作为“低效率”的代名词，也往     

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与范式转换 --兼论公共选择与公益物品理论对官僚制的挑战

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奠,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最为深刻,它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模式中,对公共领域中的投票效率和投票规则、代议制的弊病和寻租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公益物品理论进而从提供和使用公益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最优模式的考察出发,否定了政府干预方式的必然性。公共选择理论和公益物品理论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而言是有益的理性批判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但两者要在严格意义上动摇并且更替官僚制范式尚需更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发展完善。     

略论行政改革视野下的民主行政定位

民主行政主要是为解决官僚行政的制度性缺陷而提出的 ,它突破了官僚行政的价值中立的原则 ,突破了高度层级化的金字塔结构 ,直面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 ,以实现行政机构与社会资源的互动 ,建立起多元化的权力体系。但是民主行政并不是完全对立于官僚行政的一种全新的行政模式 ,而是对官僚行政的扬弃 ,是公共行政适应多变的现实行政环境的需要而发展的一种后现代模式。     

西方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行政伦理反思述要

按照休斯的观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是建立在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英国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所倡导的功绩制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特征包括:行政部门处于政治领导的正式控制之下,建立在官僚制的严格的等级制模式的基础之上,由常任的、中立的和无个性特征的官员任职,只受到公共利益的激励,不偏不倚地为任何执政党服务,不是修饰政策,而仅仅是执行被政治官员决定的政策,并且追求效率至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开始了对该模式的反思。首先,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效率价值定位的反思。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以政…     

官僚制及其演变——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变革路径

本文立足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对官僚制的内涵、演变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与分析 ,并针对学术界对官僚制理论的讨论与评析 ,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性观点。在这一论述过程中 ,着重分析了官僚制在时下中国的地位及其适用性 ,以及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走向和可能路径。     

建构与超越:服务型政府构建视阈下对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对于当前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而又处于后工业化世界大潮中的中国而言,我国仍处于官僚制理性不足的阶段。因此,要在中国这一特殊行政生态下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理性思辩的眼光重新审视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建构真正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同时也要吸纳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优秀思想,从而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部分超越。     

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超越现代官僚制的途径--评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对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作了分析和考察,在官僚制弊病的人文救治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构建服务行政模式的设想,以超越现代官僚制.该著作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行政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在行政实践中还要对现代官僚制评价的标准、实现对现代官僚制超越的条件和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两个基本向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解构官僚制:我国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对西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长期主导公共行政实践的理论。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多元治理之间存在价值紧张,官僚制与日益复杂的多元需求明显背离,已难以满足社会管理需要。解构官僚制,探究其缺陷,转变以政府为主导的官僚制管理形式,大力发展社区,实现由"官僚统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不失为创新我国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