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税行政法控制与刑法控制的衔接

偷税行政法控制与刑法控制的衔接包括立法上的衔接与执法司法上的衔接。立法上的衔接要注意税收法规关于偷税以及对偷税的行政处罚的规定与刑法关于偷税罪以及偷税罪的法定刑的规定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与协调性;执法司法上的衔接,要注意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控制偷税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论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

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是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经济犯罪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衔接的基础,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界限的厘清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协调的关键。当前,我国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还存在许多问题。为了完善法律体系,正确处理经济纠纷,需要科学把握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保持经济犯罪立法单轨制。     

疫情背景下妨害公务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以"暴力、威胁"之行为方式为视角切入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妨害公务行为多以妨害公务罪处理,这是“刑法万能主义”的表现。刑法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应当将刑法前置作为边界划分依据,发挥行政处罚的兜底性效果。对妨害公务行为按照“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模式处理,即以法益为导向,对“暴力、威胁”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解释,在社会治理上合理选择处罚方式。如此才能厘清法法界限,既避免刑法效力外溢,又防止刑法沦为行政法的附庸,促进行刑衔接,形成犯罪防控的有效合力。     

安乐死与相关法律问题之链接

近年来,关于安乐死立法的建议越来越多,但这些建议大多缺乏体系性思考。从法律体系和法律效力来讲,安乐死立法更适合用法律形式,而不是法规形式,同时,在具体立法过程中,还要考虑与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     

论现代法律重心的推移——保障生存权

文章通过对近代法律重心--保障自由权在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的体现进行论述后,指出现代社会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完成,法律思想已由团体主义取代了昔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反映在法律上便是团体主义的社会本位观,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重心向保障生存权的推移,并详细论述了现代法律重心--保障生存权的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上的表现.     

环境保护行刑衔接的实体规范优化

环境保护行刑衔接的实体规范立法模式包括“从有到好”的改进式立法模式和“从无到有”的新设式立法模式。环境保护行刑衔接宜优先适用行政法先行的立法技术；对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而亟待刑法发挥强制力进行规制之行为，可补充适用刑法先行的立法技术。环境保护行刑衔接的实体规范优化在适用立场上体现为罪质要素、罪量要素以及法律责任层面的优化。对环境犯罪进行行政法违反之评价时，宜采取“行政违法且应罚”标准；环境犯罪行为要素对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界分的影响具有二元性。环境技术标准应是在国家规定中体现的标准，规范意义上的环境技术标准与科学意义上的环境技术标准之间的冲突需予以科学化解。强化环境保护要对有形罪量要素的行刑衔接进行规范阐释，对无形罪量要素的行刑衔接进行综合判断。依据环境犯罪的分类，需对罚金刑的具体科处方式做不同设置：污染环境犯罪宜优先考虑设置限额罚金制，同时依据行政法的对应规定例外适用倍比罚金制；破坏资源犯罪则宜优先采取倍比罚金制。     

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规制

法律上的见义勇为一般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或减少国家、集体、他人的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利益的损害,行为人不顾个人安危而积极实施的危难救助行为。要完全避免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中见义勇为法律规定的矛盾和立法重合,其根本方法是对民法、行政法和刑法在调整见义勇为中的功能定位,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解决见义勇为不同方面的法律问题,只有准确的定位才能避免三个部位法之间的冲突。     

论我国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的协调与衔接

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作为治理环境违法犯罪的两种法制手段，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重视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调整范围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及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刑事司法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以期实现共同保护环境法益、预防环境违法与犯罪功能最大化的目的。     

现行出入境管理法律冲突问题研究——以法律条文为分析对象

现行出入境管理法律制度存在诸多冲突问题,主要表现为与国际法之间的冲突问题,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及刑法等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及出入境管理法律制度相互之间的冲突问题。要解决这些冲突,完善立法是关键。     

公法上的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损害的事实。不当得利为债产生的法律事实,构成民法上的基本制度。不当得利的法理并非仅为民法独占,它同样也可用于解决公法上的问题。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与私法上的不当得利不同,主要表现在主体要件上。公法上不当得利的主要情形集中在税法、行政法和刑法领域。     

社会善治目标下“特定活动”的刑法禁区

禁令自写入刑法以来,其适用和执行中不断出现需要应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法理基础略显虚空;相关法律法规对禁令之规定呈碎片式分布;永久禁区虽有规范支持但有影响生计之嫌,司法救济措施规范层面尚未涉及等。针对规则粗陋,在甄别刑法禁令与诉讼禁令、行政禁令界限基础上,建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在刑事司法、行政执法以及二者结合部位,找到衔接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以合理设置"特定活动"刑法禁区;抓住禁令限制人身自由的敏感问题,亮出人文关怀牌,回应服刑人权利保障与禁令限制的重大现实需求。借鉴域外复权制度,跟进立法,形成制度支撑,以平衡保护服刑人个人的合法权利与社会的基本安全,达至社会善治目标。     

如何才能学好行政法

行政法是国家重要的部门法之一,是调整因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行政法是以法理为基础,以宪法为根本指针,与民法、刑法、经济法各部门法相比较,与行政诉讼法相联     

虐待动物行为的法律分层治理分析

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增设虐待动物罪进行处罚。通过对有关虐待动物行为和结果的分析,认为虐待动物行为不宜入罪。对于虐待动物这一社会现象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应分清虐待动物所影响到的社会关系种类予以区别对待,并与刑法、行政法、民法协调衔接,实现法律的分层治理。     

论刑法改革与行政法的相关问题

行政犯罪与行政刑法把行政法与刑法有机衔接起来.行政违法与犯罪的区别十分明显,实践中行政违法是否应当犯罪化需要考量各种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刑法改革、完善应当与行政法律相协调,关注行政违法的犯罪化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的犯罪化不应当以“多次”为条件,应当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增加对行政犯罪资格刑的运用,应当把保安处分中的劳教制度纳入刑法当中.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将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基本克服了现行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与相关行政法之间以及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之间不相衔接、不相协调、不相统一的问题,遵循了法治和公开、公正、便民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原则,保护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的原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体现了执法为民的思想,借鉴了国际通行做法,强调了中央事权,彰显了我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活动的决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前瞻性。     

刑法与宪法之衔接

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并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新刑法），新刑法已于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新刑法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我国的刑事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刑法作为国家的鼎重法律之一，它制定的根据是现行宪法。这就涉及到刑法与宪法之间的衔接问题。基本法律与根本大法之间的衔接程度，乃是判断一国宪法的权威，法律体系的严密完整程度，法律的科学性及立法技术是否成熟和规范等指标的重要参考依据。一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核心，新刑法突出了人权保障功能，表明刑法已将对社会的侧重保护向社会…     

刑法视野下的法律拟制新探——价值协调与机制缺失

法律拟制大致经历了从诉讼拟制到实体拟制、从司法拟制到立法拟制、从技术拟制到规范拟制的发展进程,它是工具价值与规范价值相融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有意识的"立法类推"。刑法拟制本身并没有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只有法律拟制的工具价值是否受到规范价值的制约并与之协调的问题,对于我国刑法中拟制条款的质疑与检讨就是看其设置是否符合刑法的目的。法律拟制除了规范价值的内在制约外,还需要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外在制约。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将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基本克服了现行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与相关行政法之间以及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之间不相衔接、不相协调、不相统一的问题，遵循了法治和公开、公正、便民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原则，保护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的原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体现了执法为民的思想，借鉴了国际通行做法，强调了中央事权，彰显了我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活动的决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前瞻性。     

刑民交叉问题的适用原则与法治路径

刑民分立的立法模式要求合理界分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与民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以满足法律规范责任形式的差异性。但囿于现实生活中违法行为的复杂多样,刑民法律在规制同类社会关系时出现了交叉现象,影响了对同一行为适用法律规范的得当选择。以罪刑法定、刑法谦抑原则以及民事关系前置原则为指导,改进立法技术、规范应用性解释,是协调刑民法律规制交叉情形的基本路径。     

内幕交易罪的刑事立法完善研究

从立法上看,我国《刑法》规制内幕交易犯罪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入罪标准过低,入罪情节的认定存在模糊性与随意性;刑罚力度较轻,法定刑种和刑度不协调、不完善,有效性不足;程序法与实体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导致对内幕交易犯罪打击不力。因此,需要从立法层面完善我国内幕交易犯罪的《刑法》规制,即法定入罪标准与实践追诉标准的协调、统一;严密刑事法网,缝补法律漏洞,夯实司法实践的规范依据;进一步完善刑罚制度,引入资格刑,增强惩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无缝、立体、顺畅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