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基金“老鼠仓”行为的侦查取证

今年刑法修正案(七)将"老鼠仓"行为纳入刑法,规定了对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经营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交易活动,或者建议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惩罚,彰显了政府决策机构整顿证券金融市场的决心。由于"老鼠仓"这种违法行为较为隐蔽且专业性强,为公众所陌生。本文就"老鼠仓"行为的特点展开分析,并对这一违法行为的侦查取证工作进行论述。     

刑法对“老鼠仓”行为的规制简

我国证券市场涉众范围广泛，必须重视投资者利益，经济字主张自由市场环境，要求更加注重刑法谦抑，法律概念欠周延，需要“未公开信息”弥补。在这种背景下，“老鼠仓”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为推动惩治犯罪的精准化，将“老鼠仓”犯罪的侵害法益界定为投资者的财产利益，并对犯罪构成中的其他要件进行合理解释。在对“老鼠仓”犯罪的刑法规制中，以特殊背信罪的入罪路径更适合未来证券市场发展，客观行为中的建议行为完全可以按照第一种行为方式加以惩罚，同时，需要反思打击犯罪中的“零容忍”，而以“选择性打击”加以优化。     

论背信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以“老鼠仓”的刑法规制为视角

背信行为，是指处理他人事务或管理、处分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人，故意滥用权限或违背信托义务，损害该人财产利益的行为。“老鼠仓”行为是基金管理人违背法律规定、违背基金持有人的信任，利用其信息优势出于获一己私利而损害普通的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背信行为。《刑法修正案（七）》对“老鼠仓”行为进行了规制，但不足以规制所有的背信行为，因此我国刑法应设立普通背信罪，打击严重背信行为，严密刑事法网。     

未公开信息的界定——以与内幕信息的比较为视角

为了有针对性地打击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基金"老鼠仓"行为,《刑法修正案(七)》专门增加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通过与内幕信息的比较分析,界定未公开信息的内涵、特征和范围将有利于司法实践。     

不纯正不作为犯先行行为犯罪及其处置的法理分析——兼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先行行为不仅包括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而且可以是犯罪行为.在先行行为仅为合法行为或者违法行为的场合,固然涉及不到罪数问题,径行针对不作为予以刑法评价即可.而在先行行为构成犯罪的场合,倘若先行行为的具体犯罪并不存在结果加重犯的规定,一律按不作为犯形态处断;倘若先行行为的具体犯罪存在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并且基于"先行行为 自然因素"间断性地造成加重结果,对此可按结果加重犯处置;倘若先行行为构成犯罪,并且基于行为人的"先行行为 一定行动"间断性地造成加重结果,对此应当按照不作为犯形态处断.这一理论规则,也较为合理地诠释了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刑法>规定与相关有权解释.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法无明文规定、没有上位法根据、举重以明轻、人权保护和尊重行为地国法律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的主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会导致相关刑事案件侦破困难、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多发、同样的违法行为不能同样对待和对违法行为地扩大解释牵强等问题。《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属人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双重优先性、尊重受害人意志和对"举重以明轻"的正确理解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应该有域外效力的根据。通过增加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是治安违法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全面衔接和公安部解释等途径,可以具体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老鼠仓”问题法律应对探析

在狭义上界定“老鼠仓”的范围,将导致无法依据《证券法》第43条及第199条的规定对其予以处罚,证监会对两起“老鼠仓”的处罚根据存在瑕疵。《刑法修正案（七）》将“老鼠仓”类犯罪与内幕交易罪加以区分是没有根据的,“老鼠仓”现象本来应属于内幕交易罪的范畴,因此,当下应对“老鼠仓”问题的最佳法律对策应为增设普通背信罪,以规制“老鼠仓”及类似违法现象。在条件允许后,通过扩充《证券法》中内幕信息的范围,最终将“老鼠仓”类犯罪纳入内幕交易罪中。     

略论刑法中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

一、争论和争点(一 )争论。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 ,理论上学说各异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 ,行为说 ,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人所实施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1 ]第二 ,危害行为说 ,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以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其主要目的是确认危害的结果是由谁所实施的行为造成的 ,为犯罪构成确立客观方面的要件 ,并和犯罪构成其它要件结合起来 ,确认这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和构成什么犯罪”。[2 ]第三 ,违法行为说 ,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     

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范围比较研究

刑法意义上的先行行为是指在行为人自己的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排除危险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先行行为可以是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但不能是犯罪行为;先行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先行行为不属于刑事归责的义务,不必考虑其是否有责任或无责。     

论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相比,新法对寻衅滋事行为作了更为科学、合理的修改、补充。文章主要探讨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客体特征、客观方面以及与刑法中寻衅滋事罪的区别,由此加深对治安违法行为的认识。     

刑罚立法复审制度之提倡

有关刑罚的立法,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最为重要的刑罚立法。刑法在广义上含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也含刑事诉讼法典及其司法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刑罚立法,有些表现出与法治的基本准则不相一致的情况。要使刑罚立法真正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需要构建刑罚立法复审制度。     

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检视

刑法修正案是我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的一种形式，其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我国修改刑法典的唯一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程，这种形式日益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论我国刑法修改方式不足及完善

立法者在修改刑法典时,必须坚持刑法修改的必要性原则,做到刑事处罚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后性和充分发挥刑法解释的作用。刑法典采用修正案的单一修改方式,虽然有其优点,但存在诸多问题。为解决刑法体系的失衡问题,我们应该打破将修正案作为刑法唯一修改方式的观念,采取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方式来完善整个刑法体系。     

三网融合与中国刑法的应对

技术发展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三网融合技术在给我们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革的同时,也给传统刑法理论带来巨大的冲击。新的犯罪类型的出现,犯罪行为方式在网络空间中的转变,使得传统刑法在应对方面显得捉襟见肘。修改刑法确实可以短期内解决问题,但是长远来看扩张揭示更是一种可取的思路。     

正当防卫制度的规范分析

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 ,缩小了防卫过当的范围。刑法第 2 0条第 3款是对防卫限度的提示性规定 ,对解决司法实际问题有重要意义。文章并从价值角度对规范加以分析。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

由于立法者热衷追求制定“大而全”的刑法典，导致附属刑法的立法技术不成熟，规定不明确、不清晰，没有规定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依附性过强，不能直接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务款，并且与刑法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可操作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新型犯罪不断增加，一部刑法典并不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乃是刑法补充的重要途径。     

刑事和解中的风险控制与司法保障

在公诉案件中,刑事和解的合法化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和刑事司法的实践需求。许多诉讼内外的因素可能影响刑事和解的法律功能及其实现。在刑事和解中,预防和解决以钱赎刑、漫天要价、权力滥用等风险,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轻而易举”的。办案机关应强化刑事和解的司法保障,依据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目标,严格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台湾地区近十年来经济犯罪变迁之分析（节选）

经济犯罪是一新兴的犯罪领域 ,所涉及的经济生活及生活事实较为复杂 ,很难有一致的评价标准 ,因此 ,在经济犯罪的界定上也相当困难。此外 ,经济犯罪不同于传统刑法 ,而系属于超个人法益的整体经济秩序的危害或侵害 ,所涉及多样性 ,尚有许多不法行为 ,至今都没有刑法规范。且刑法处罚于可能随着行政法规或经济法规的制定、修正或刑事政策的改变而有所变动。有些原来应受经济法规处罚者 ,将来可能不受处罚 ;原来不受处罚者 ,将来亦可能受到处罚。因此 ,在经济犯罪这一领域、实在有较多值得吾人加以探究之处     

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颁行至今,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诸如辩护、强制措施、审判方式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得与失.而程序法实施的保障机制、辩护权的司法救济以及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的问题,也对刑事诉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目前刑事司法中自生自发的改革正在蓬勃展开,但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问题也不容忽视.要取得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需要着力构建权利救济制度,推进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并在刑事诉讼程序观念上有重大的转变.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加入WTO后的一个重要义务.刑法学界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问题进行了许多分析探讨,笔者在对各种观点予以评析的基础上,提出现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规定基本可以满足实践需要,应维护刑法的稳定性,但对个别细节应予以补充或修改.建议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重在从司法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