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巫性美学何以可能——兼谈中国美学的“本土化”研究

从原始巫性文化角度探析中华审美意识的发生，论证中国原始巫性文化的人文特质，揭示从原始巫性走向审美诗性的内在机制，是中国美学的一种“本土化”研究。中国巫性文化的本土特质包含五个方面：以“大巫”居于重要地位；作为汉文字、类比思维、实用理性的历史与人文前导，对于科学技术具有某种程度的“宽容”；以祭祀祖神作为“中国巫”的独特品类，蕴含“生生哲学”的人文机制；从“巫”向“史”，形成影响深巨的“巫史传统”；封建王朝一般都对“大巫”文化采取崇尚与肯定的文化立场与国策。而从原始巫性转嬗为审美诗性的可能在于：原始巫性本就蕴含诗性审美这一历史与人文基因；构成中国美学主要范畴架构的“气、象、道”中，“巫性之气”成为中国式的“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的本原本体，“巫性之象”成为中国式的审美意象、意境说的历史与人文根因根性之一，“巫性之道”因其“实用理性”而历史地构系于德性生命“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巫性的“吉凶”判断，与审美诗性的性质不一而结构相同，可证从原始巫性走向审美诗性之可能。     

康德理性思辨进程与自由的绽出

思辨理性的进程以理性存在为前提，通过理性存在的本质展示人之“此在”的自由必然；任何关于“此在”的理解和追问就是对“人与世界如此存在”问题的关怀；作为人的主体行为的模式，康德认为时空都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凭借关于时空的纯粹思辨，理性同样能够在知性对象以外构建起绝对的原因世界；理性思辨的目标不是现象、条件者和有限，而是绝对的源泉、无条件者和自由之在。本文沿着上述逻辑阐述了康德理性思辨的进程，并以此探讨康德哲学里的“回归自由”之路。     

以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提问

区别于“传统中国”“封建中国”或“文化中国”，“古典中国”是有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新论述。古典中国有若干方面值得现代中国借鉴，包括：领航世界的文明；相对良好的生态；礼仪之邦；生命的修行；文化的尊严；自由的表达；诗意的崇尚；教育的深刻。古典中国的概念，宜于国人对国史保持一种敬意与温情，是文明复兴的信心与前提。而古典中国的内涵，恰是现代中国生生不息的正能量所在。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洪泽近年来有人宣扬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舶来品”，而且“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就立即沦为教条”，使“理论与实际脱节更加严重”，等等。总之，他们所要论证的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应当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甚或新儒学来代替。这...     

互动平台

谁欠了大学生的“写字账”？；“饮料瓶做棉被”值得推广；“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禁令”；“谣言短信”比艾滋病更可怕     

中国中产阶极危机

鉴于世界各国发展史里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与表现，很多人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扩大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期望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良知与理性能成为中国社会与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上其富裕与消费能带动整个社会的富裕；在社会发展上能充当粘合社会分裂的“社会稳定器”；在文化上，成为健康、文明的生活典范，     

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部署

陈水扁当局的执政及其疯狂进行的“台独”活动，特别是近期“人联公投”和制订“正常国家决议文”等一系列“极端台独”活动的推行，以及“台湾本来就是‘台独’”，“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已经诞生，这个国家就是台湾”、“‘台湾国’要出场了”等“极端台独”主张的喧嚣，提醒人们“台独”已经成为现阶段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突出因素，反对“台独”的铤而走险，成为现阶段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     

论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由来和解决

论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由来和解决温纯如“二律背反”作为康德哲学的辩证法对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曾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说康德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了人类理性本身产生矛盾的必然性，把辩证法引入认识领域；而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出道德与幸福的矛盾...     

和合行政观：中国特色政府行动原理之内核及其灵活性治理意涵

公共行政观源自约束条件下可治理性寻求的日常政府治理实践，而“可治理性寻求=确定性寻求+灵活性寻求”。理性行政观擅长确定性寻求，和合行政观则以灵活性寻求见长。和合行政观在本体论上强调关系本体性；在认识论上主张复杂范式、关联思维、辩证逻辑以及三分法；在价值论上强调和的逻辑、各得其所以及允执其中。在政府行动层面，和合行政观强调以“讲求度”“阴阳互补”“关联主义”以及“变通主义”为方法。融合理性与和合精神于一体的“理性-和合”行政观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朝向兼顾确定性与灵活性的方向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新理性:新启蒙及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学术思想界曾掀起过新启蒙和人文精神讨论，时至今日，又涌现了新理性研究，它们在我国思想史上都留下了一抹印记……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缺陷80年代初，因否定“文革”的现实政治使命的迫切要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仓促之间拾起了西方17、18世纪的古典人道主义武器，批判历史强加于中国人的非人道的罪恶，试图树立起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然而，仅仅5、6年之后，这场运动便淡化了。由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迅速意识到古典人道主义理性至上以及神化人本身等一系列缺点，总结出“摧毁一个迷信的异己的神却重塑一个理性的内在…     

爱情小调

像一阵清凉的山风，穿破现代的喧嚣，那久违的直露与洒脱、睿智与谐美，让我们为之心怡神爽。 从本期开始，新辟的“清凉山风”栏目将陆续刊出一系列各民族民间的山歌小调，欢迎投稿。     

论基于新经济人假设的政府经济人理性的回归

本文基于新“经济人”假设，赋予了政府“经济人”新的内涵，分析了政府“经济人”理性的种种背离表象，提出了平抑政府“经济人”非理性的种种措施，力求使政府“经济人”理性得以回归。     

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对外战略构想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对外战略环境呈现出世界“再全球化，，等新变化和新趋势，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亦多种多样，为此，中国应坚持社会主义的、鳘等开放的、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以新型大国关系和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为依托，等持“包容发展”、“适当责任”、“分散压力”、“渐进调整，，和“理性应对”，推动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出现。     

从邪教的特点看“法轮功”的反动本质

“法轮功”是当代出现的彻头彻尾的邪教。自我国政府明令取缔“法轮功”组织以来，各界人士对其性质和毒害已作了广泛深入的揭露批判。笔者在这里主要对邪教的特点作些分析，以便人们进一步认清其邪恶本质。 一、宣扬“末劫”，诱人“入教避劫”。古今中外，无论何种邪教，都毫无例外地宣扬世界“末劫”，而邪教是“末劫”中的“诺亚方舟”，以便引人“入教避劫”。“末劫”是个可怕的世界，或者亦地千里，洪水滔天，瘟疫遍地；或者草木枯萎，五谷不收，禽兽横行；或者人类互相残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邪教宣称，要避免陷入这可怕的人间…     

营造让日本右翼难以生存的国际舆论环境

爱国需要“激于义”的忠诚、热烈与坚毅，也需要“止于理”的胆魄、智慧与远见。爱国需要“激于义”，这是一种基于对历史的清醒；爱国更要“止于理”，这是一种基于对历史的责任。爱国方式的理性选择，是一种胸襟；爱国情感的理智表达，则是一种胆略。日本右翼不顾历史、无视未来的倒行逆施．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日本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爱国行为，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特质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它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王阳明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论和言行脱节的社会时弊，大力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践履德行”，“事上磨炼”。“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不仅认为“知行”是以“良知”为本体。知行合一并进；而且还强调行而后有真知．注重实践的重要性。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凸显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知行范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希望建立统一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理论体系的一次尝试。     

最怕腐败被默认为“游戏规则”

什么样的腐败最可怕?我说：被大家默认并且成为不成“游戏规则”的腐败最可怕。在羊年一片吉祥如意的祝福声中，我竞先后读到了两条这样最可怕的消息，一条是由新华社记柴骥程写的报道：《一名村干部的过年“账单”》；另一条是登在2月10日《合肥晚报》上的消息：《吉林自山市贪官李铁成受贿案曝出“奇观”——全县科以上干部全部行贿》。     

马克思早期法律思想核心问题意识论析——以“起源语境”为考察判准

法律正当性是马克思早期法律思想的核心问题意识。围绕着法律正当性这一核心问题意识，马克思构建了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以完成其对法律正当性的论证与批判。理性与自由是马克思早期法律思想的关键性逻辑工具。在马克思早期法律思想阶段，马克思从“内部正当性”与“外部正当性”两个视角，来论证法律的正当性。法律的“内部正当性”的评判标准是正义、自由及利益，法律的“外部正当性”的评判标准是理性与“事物的法的本质”。     

荐书

《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不要重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错误 “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彻底丢掉幻想，在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在当下的全球性时代，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们的理性应对之道。     

利益缔结与统分结合：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统分两极化向统分结合的理性与回归性演变

“人民公社”将“统”的功能极端化，使其消亡成为必然；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至今面临难以克服的“分有余而统不足”现实困境。实现统分结合的理性与回归性演变，构建以利益缔结———责权匹配为逻辑前提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探索出生产家庭化、经营组织化、服务社会化，统分结合的农业发展体制与机制，是突破三农问题困局，走有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