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头帮”涉黑案审判风波

2001年底,广西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北海“西头帮”犯罪团伙不属于“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公诉机关为此提出抗诉。这不但在广西引起强烈反响,还引发了一场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争议。而一审宣判后司法机关及相关执法部门相继挖出的“保护伞”,使得这一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浅谈现代警官素质

一、现代警官面临新挑战（一）高科技发展与高智能犯罪当今世界，高科技已成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是国际政治斗争、经济对垒、贸易竞争、警匪较量等领域的主要武器。可以说，高科技已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一切活动之中。美国国际有组织犯罪研究协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21世纪的有组织犯罪若干特点之首要一条是“一批掌握着最新科学技术的富有经验的专家在组织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借助自己的经济学家和一些市场方面的专家的参谋，犯罪组织将从事那些既安全又能最大限度牟利的犯罪和经营活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利用高科技作为犯…     

当前我国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团伙犯罪是指有三人以上参加的具有一定组织形态的共同故意犯罪,而青少年团伙犯罪则指犯罪团伙成员主要是青少年的团伙犯罪。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团伙犯罪”这一法律用语。它是我国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在法学和犯罪学研究中,统一把团伙犯罪看作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或者说特殊形态。     

论“恶势力”的概念与认定问题

理解“恶势力”概念含义与认定问题的前提在于对“恶势力”具体犯罪形态的明晰“。恶势力”可分为一般“恶势力”组织与“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犯罪形态介于一般共同犯罪与犯罪集团之间,是有组织犯罪的低级形态。对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三方面考虑。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其与一般“恶势力”组织、一般犯罪集团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区别予以考虑。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与“黑社会”之差

从官方的表述来看,我国政府始终没有明确表示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而是承认存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原因何在? 专家指出,人们目前对现今中国究竟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意见并不一致。一是从犯罪问题的角度看。有的犯罪问题研究专家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当前中国所谓的“黑社会”只不过是极为恶劣的暴力刑事犯罪。有的专家则认为当前警方打击的黑恶势力就是“黑社会组织”,只不过与国外标准意义上的黑社会相比还处于低级形态。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的社会学     

中国竭力严防黑恶势力成势

政府高层明确表示,决不让黑恶势力在我国内地发展坐大,决不让境外黑社会组织在我境内立足扎根近两年,中国沿海地区面临境外黑社会组织大肆渗透的严峻形势,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十分活跃。与此同时, 自2004年起,中国公安部门改变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斗争进行“专项打击”的办法, 这一年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决定,起始于2000年的全国性的“严打”斗争结束,而“将严打的方针贯穿于日常各项打击犯罪的工作中”。     

怎样科学地进行“解释”——对犯罪原因作系统分析的理论构思

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描述”这个阶段了,而应当尽快地转入科学的分析和“解释”阶段。尽管已有不少人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但往往只是描述性的解释。“解释”在这里的真正含义是“证明”,即犯罪研究应从经验的描述转入科学的证明。一、从“是什么”到“为什么”现在我们着手研究对青少年犯罪原因进行“解释”的理论设想,这是把青少年犯罪研究推向另一个阶段的尝试。要保证这设想不成为空谈,取决于研究的目的性和科学性两大因素。     

论“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法人”犯罪是指经过法定代表人物做出决定,法人机构有组织、有领导地为法人牟取非法利益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法人”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现象是存在的,但“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却是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从法人制度的沿革及其客观属性和确认法人为犯罪主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法人”仅仅是被拟制的民事主体,而不能成为犯罪主体。因为法人制度,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完全是为了适应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需要、进入民法领域,成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它也仅仅是一项民法制度。因为民法自身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是随着私有制的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界定的一些认识

1997年修订的《刑法》根据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增加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近年来,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上升趋势,这一罪名的增加,为司法实践中打击该类犯罪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基本实现了立法者的目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也有了新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对《刑法》中关于该罪的相关规定作进一步的研究,科学地界定黑社会性质犯罪,以便有力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     

浅谈我国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原因及预防

五十年代以来,青少年犯罪开始成为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題,而犯罪的低年龄化则是显著特征之一。在我国,随着青少年犯罪“高峰期”的形成,也逐渐呈现出这一特征。这是给近几年刚刚兴起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工作提出的一个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新题目。一、简单的概况     

论经济因素在罪因系统中的地位——福建省沿海部份地带农村青少年犯罪情况近察

一、问题的缘起“犯罪原因理论”(下称“罪因论”)是犯罪学说的基础理论之一,可以说,任何犯罪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视“罪因论”为自己学说的内核。近年来在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中,论著蜂起,争鸣活跃,成果喜人。特别是对犯罪原因的探讨,尽管与某些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尚处于初创阶段,但却出现了一股前景诱人的兆头,这就是对罪因的分析,一些论家注意到了“方法论”的不断改进,如储槐植的“多层次的犯罪原因论”(见《青少年犯罪问题》1983年3月)夏吉先的“犯罪综合结构论”(见《新华文摘》1984年1月)等。既逐步摆脱了单因素研究、静态分析、线性因果决定论的传统窠臼,也从“抽不断,理还乱”“的多因交织论”的所谓“综合分析”(实则是“甲、乙、丙、丁”枚举式罗列,而且一度越分越细,越     

网络时代洗钱犯罪之透视

“洗钱”一词是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首先使用的，英文为Money Launderoing。伴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际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猖獗，洗钱行为在世界各国日益盛行，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凸现出来。尤其是随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为标志的网络时代的到来，洗钱的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出现了很多“高科技”的洗钱行     

决不让黑恶势力在中国坐大——公安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综述

中国打黑除恶大揭底 黑恶犯罪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心腹大患。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公安机关近两年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除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600余个,挖出“保护伞”近千人……     

人性异化与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題。人们往往譴责犯罪分子“沒有人性”、“兽性发作”。人为什么“沒有人性”了呢?“兽性”为什么能在人身上“发作”?犯罪和“人性”、“兽性”有什么关系?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犯罪无非是统治阶级在法律上认定的人的一种行为,青少年是人的一个组成部分,青少年犯罪就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那部分犯罪。因此,本文试以人为出发点,对犯罪和青少年犯罪作些初步     

论“新失业群体”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失业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峻，对这一弱势群体犯罪现象的规制，必须坚持刑法之内和刑法之外两个视野，确立理性的防控理念，合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调节器。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打击群体犯罪，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尊重弱势群体犯罪的“可宥性”，当宽则宽。     

呼唤道德力量的回归——“青少年犯罪与道德建设”座谈会侧记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犯罪形势也日趋严峻,25岁以下的犯罪人数占全部犯罪人员的70%多。这一状况,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7月6日,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与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中国当代社会研究基金管委会,在北京科学会堂联合举办了“青少年犯罪与道德建设”座谈会。一批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就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如何治理、目前所面临的道德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专家们认为,“青少     

网络病毒黑色产业链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信息化进程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利用黑客技术进行的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呈大幅上升趋势。在犯罪分子网上窃取信息并非法牟利的背后,一条完备、严密的网络病毒黑色产业链正逐渐浮出水面,目前它已形成了分工明确、组织清晰的结构体系。此类网络犯罪的打击整治策略和方法有完善相关立法,构筑网络安全的法律基础;网民应进一步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加大自身防范力度;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网络病毒黑色产业链的整体打击力度。     

公司集资类犯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以公司为主体实施的集资类犯罪的客观行为一般比较复杂,存在多人共同实施、多环节分担实施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观方面从证据上难以证明部分员工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存在直接故意,其犯罪主观故意难以认定;二是公司员工之间的分工比较明确,个别员工实施的行为从外观来看,几乎与公司所从事的集资犯罪没有明显的关联,其共同犯罪行为也难以认定.但他们的行为却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具有促成和加工作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出路在于,主观上可以引进间接故意理论来解决部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的认定,客观上采取“同心一体说”来解决其共同犯罪行为的认定.     

农村“青年之家”预防犯罪的社会效益

关于农村“青年之家”的建设,已成为各农业省份的团组织颇为重视的一项战略性任务。目前已有许多有力的论证和尚好的经验,本文试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谈一点粗鄙的见解。 (一)问题的提出今年二月,笔者随省政法部门通过对寿县、霍山、霍邱、滁州等地的社会治安状况的调查发现,自“严打”以来,安徽省刑事犯罪虽在一定时间内略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大稳定、小波动。而在这个“小波动”里,青少年犯罪率却呈现出一条上升的曲线,其中农村青年犯罪又是与这条上升曲线成正比的一个变量。据对这几个县、市去年发案的232名犯罪人员     

关于“青少年犯罪”是否法律概念问题的探讨——与丛文辉同志商榷

《法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刊登了丛文辉同志关于《“青少年犯罪”不是法律概念》的文章。读后,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与作者商榷。 (一) 研究“青少年犯罪”是不是法律概念,首先涉及到对“青少年犯罪”如何认识。“青少年犯罪”是人们通过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概括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它是人们接触了大量的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的社会现象以后,形成的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概括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所以能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