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的逻辑与出路

夸大家庭背景对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从其他更主要的因素去理解政治精英群体的"阶层固化"现象。历史上的政治精英选拔机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古代社会的政治精英选拔多采用继承、举荐、科举等方式,其基本取向是身份条件(即使是科举,更多的也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认同,相当于教义辨析,而非政治实操能力);现代社会则更多地通过考试、选举、推荐等制度来产生政治精英,其基本取向是能力条件。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政治精英选择标准从身份到能力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也藉由治理者个人能力的发挥,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建国后我国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文化制约因素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走了一些弯路 ,出现了一些问题。究其原因 ,错综复杂 ,在多种制约因素中 ,文化制约因素尤其突出 ,主要表现为 :政治文化中的“集中观念”、认知层面的专制基因、革命的斗争哲学观念和国际共运遗留的极“左”思潮。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颜色革命”

政治变革分为叛乱、政变和革命,"颜色革命"属于革命政变。有各种因素推动和阻碍了这些运动取得成功:"递减性的相对贫困"使公众易于造反;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具有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是成功的条件。反对派精英上台后既不进行革命也没有促进民主发展。民主促进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专制政权学会了抵制它,从而削弱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团体的发展。     

来信

封建社会以土地产权的多寡划分出地主和佃农，凭借着政治权力的介入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尊卑明晰。社会的进步便是耍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于是革命、改革，破旧立新。但现实的遗憾是，以权力、金钱等因素为“参照”，社会又陷入新的等级固化中，精英和草根，土豪与席丝．泾涸分明而不能丝毫撼动。     

当前中国乡村精英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分析

当前精英人才外流所造成的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失衡,是弱化农村全面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流失与解构有着深刻的内在机制根源:在政治层面,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所赋予农民流动的自由权是基础动力,同时,乡村治理结构中缺乏足够的精英容纳力,也推动了这一群体的持续外流;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领域难以实现其劳动价值,是精英外流的最根本动因;在文化层面,对乡村系统认同程度持续降低,是精英外流的文化心理原因。这三种因素,共同构成了乡村精英流动的内在机制。     

失德的源头

中国有2000年的德治传统,其载体主要不是宗教,而是精英,特别是官员和士绅。其要义是精英首先要有德。今天很多人鼓吹传统的"贤人政治",如果是拿这一点和所谓西式民主对抗,就是搞错了方向。     

孙隆基:旧精英阶层正在被摧毁——探讨20世纪文化中的精英与大众之对话系列(下)

<正>现在是大众文化胜利的时代,但大众文化胜利也并不是说精英文化就被消灭,它只是变成小众化,变成了"副集合"。精英文化也只是文化中的一种,认为一些人有特定需要就为他们定做。整个20世纪从启蒙到革命后,知识人与大众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四"时期的"到民间去",体现了知识界对底层社会的浪漫主义想象,知识精英承担了启蒙的任务,"群众"成为精英主义理念下的他者。到20世纪下半叶,民粹主义思潮汹涌,知识精英     

中央苏区农民政治动员中的性别与权力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革命性探索时期,他们通过婚姻制度改革和对家庭角色进行政治赋权等一系列政治动员策略的有效实践,将长期消失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女性和分散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成功动员为革命事业的积极参与者。这种融入了性别视角的动员措施在改变苏区两性关系面貌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性别冲突,中共发现并应用了性别差异所内含的积极动力因素,又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抑制并整合了其对革命总体目标的破坏性因素,在权力与性别相互博弈并不断取得动态平衡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在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广泛的群众认同。     

精英主义评析

精英主义(Elitism)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的一种理论,是西方政治社会中重要的理论模式之一。精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精英占据着社会结构中顶层的位置。精英主义有保守主义、中庸     

权威主义的终结与中国政治的渐进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以权威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在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发展跌宕起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随着权威主义领导人的离去,中国逐步过渡到后权威主义时代。在后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效应相对薄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为主要趋势。政治的渐进发展将成为检验政治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     

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张力——西方国家代议民主的运行机制及其困境

现代国家中的民主政治主要表现为代议政治,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的方式建立代议机构,由其行使统治权和管理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代议民主的运行体现为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委托的正当性机制。在精英与大众关系的维度,代议民主的运行体现为政治精英回应社会大众的有效性机制。西方国家将选举视为建构统治正当性的必要程序,却又难以接受选举激励失灵导致的政策后果。统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是代议民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加拿大政治参与现状分析

加拿大是社会分化程度很高的多元社会。为了避免争吵和国内战争,加拿大政府提供各种政治参与渠道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在实际民主政治运作中,精英集团在加拿大政治参与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某些公民远离政治和对权力当局顺从的倾向,使得加拿大主要的权力更落到了精英的手中。在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多方面因素中,利益是根本动因。当他们的利益被卷入到政治事务中时,他们就会变得很积极。加拿大的政治参与有自己的特色:加拿大自动参与作用的范围较大;公民通过参加不同的政党和社团实现政治参与;精英阶层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实力参与政治。     

在“颜色革命”的背后

“颜色革命”是苏联东欧剧变大地震后的余震 所谓经典的“颜色革命”是指2003至2005年独联体地区三国所发牛的三次重大政治事变：2003年11月，萨卡什维利手持玫瑰花逼迫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并取而代之，从而拉开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的序幕。2004年秋，乌克兰在总统选举中发生激烈政治斗争，尤先科以橙色为标志向其政治对手发起攻击，最终获胜，这就是著名的“橙色革命”。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发生剧烈的政治震荡，阿卡耶夫总统在骚乱中流广同外，巴基耶夫坐上了总统宝座，这就是所谓的“郁金香革命”。     

大众政治与草根诉求的幻灭

近些年,精英主义似乎在"叫兽"、"砖家"的称谓之下,在中国掀起了另一种的反智主义高潮,精英主义也被污名化。当人们以"草根"为荣、以"民间"为文艺创作寻求正当性和政治正确、迎合所谓的"民意"的时候,精英就好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他们从各自专业视角的观点与研究,往往很容易被嗤之以鼻。但事实上,真正的精英,他们的精英意识跟责任感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担当,有自己一套成熟而稳定的价值观与理念。美国文化评论家威廉·亨利的著作《为精英主义辩护》就认为,精英主义就意味着向高标准看齐,只有精英主     

四象限之间的游走——1978—2008年的美国政治

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仍然坚守其建国时期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保持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稳固。在此前提下,围绕如何应对反文化运动和全球化进程的挑战,出现了政策手段的分歧和争议,即在经济领域,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力量的界限;在社会领域,如何划分政府与社团的权限。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主义、里根革命、第三条道路、新保守主义四种主要的政策组合。2008年出现的"奥巴马现象"背后有结构性变化的力量推动,但很难改变左右两翼的政治僵持局面。奥巴马政府停止了布什的保守主义政策,但没有借机推出自由派纲领。那些认为奥巴马重启凯恩斯主义路线的观点是言过其实。     

两种民主理论之辨——对一段历史的重新审视

古典直接制民主与现代代议制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多有不同。前者是一种平民的业余政治,后者则是一种特殊的精英政治,或是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混合物。在实践层面上,代议制民主更有可行性;在理论层面上,特别是在权力合法性方面,直接制民主则有更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段历史颇能引人深思。     

台湾地方派系问题初探

震惊全台的“新瑞都案”、“高雄市议长贿选案”两大弊案，掀开了台湾政坛的一角，让人们从中管窥到其“金权政治”“黑金政治”的真面目。“金权政治”“黑金政治”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台湾地方派系。它是在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以精英分子为龙头，依靠政经资源，主要通过行     

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中东欧民粹政党有大量社会底层支持者,农民是最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基础。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东欧民粹支持者与历史上保守势力的支持基础有类似的逻辑。在农业仍为关键产业的中东欧国家,当传统经济受到转型后突如其来的外部经济影响时,既有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受到严峻挑战,在本土保守势力的推动下,竞争力不足的中东欧国家呼吁保护传统经济,反对以西欧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腐化、以威权整肃国内腐败、强调历史上的民族荣光、复兴宗教及家庭伦理等。这一思潮被民粹政党用以获取政治权力。在外部经济压力下,农民、城市底层民众、经济民族主义者、保守的政治精英、大文化中心论者共同构成支持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政党的兴起是精英和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中东欧民粹政党自该地区转型后就出现在政治舞台,其影响深度和广度是欧洲其他地区所不及的。有鉴于此,探索一条以民粹主义基础为导向的策略路径,整合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三类实践主体,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中东欧的影响力。积极推进民粹政党或执政党的对华合作,是中国强化和拓展中东欧地区利益的重要方向。     

革命女装

一场圣洁的革命将性感旗袍连同它所附带的"小资情调",从女性的身体上驱逐出境。从此,旗袍开始了流亡生涯,旗袍的领地迅速被革命的"列宁装"所占领。无产阶级革命在女性身体上的实践,其重要途径之一即是对女性服装的改造。列宁装,这种双排扣的西式上衣因属于革命领袖列宁所钟爱的服装,而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身份标志。然而,这种本为男装的上衣,在1949年的革命后的中国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女装。在一段时间里,女性的列宁装与男性的中山装(军服的变     

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剖析

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规划,这种后革命的政治规划是对马克思主义解放规划的放弃.究其原因,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叉政治哲学在深层逻辑上和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观点非常一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消失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革命历史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