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票据背书制度完善建议

"流通是票据的生命",票据众多经济职能的实现依赖于票据的流通。背书是实现票据流通的主要方式,因此,票据背书制度是票据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背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票据背书制度在实践中问题,就其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论票据背书的连续性

本文从票据背书的连续性、票据背书的法律效力及连续背书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作了探讨。背书是各种票据上都可能有的票据行为，各国票据法为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票据的多种经济职能，都积极促进票据的流通。当票据经背书流通起来后，背书连续性问题无论对持票人还是对票据债务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作者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对背书的连续性进行了研究     

“不得转让”票据质押问题之我见

票据质押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在其所持有的票据上为设质背书，并将该票据交付于债权人占有，债权人如届期得不到清偿，得通过对设质的票据行使票据权利而实现自己债权的行为。以“不得转让”的票据设定质押主要是指以禁止背书的票据设定质押，即指由出票人或背书人依法对票据的背书性加以限制，或者由法律规定对票据的背书性加以限制。从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来看，“背书禁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约定的“背书禁止”，其中包括《票据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出票人记载“背书禁止”和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背书人记载“背书禁止”；还有一类是法定的“背书禁止”，其中包括《票据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期后背书的“背书禁止”和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委托收款背书中被背书人的“背书禁止”。     

论票据质押背书的效力——《票据法》与《物权法》之间立法冲突的协调

在我国《票据法》和《物权法》中,质押背书对票据出质具有不同的作用,于前者为生效要件,于后者则没有要求。尽管如此,两个法律文件关于票据出质的规则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当事人既可按照《票据法》经质押背书设立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权,也可以按照普通债权质押设立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权。只不过,根据不同法律规则设立的票据质权在内容上存在差异,且未经背书的票据质押因为不符合背书这一技术要求而不具备《票据法》上的特别效力。     

论票据质押的设立与效力

对于票据质押的设立与效力认定,目前存在纷争,原因在于对《担保法》第76条和《票据法》第35条的关系存在不同认识。《担保法》第76条和《票据法》第35条实际具有各自的适用范围,票据质押既可以依据《担保法》的规定采用质押合同的形式,也可以依据《票据法》的规定采取背书的形式。     

论票据权利的背书转让

票据是流通证券，其流通是通过票据权利的转让实现的。在我国，票据权利可以通过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方式转让，其中，背书转让是主要的、基本的方式。票据权利背书转让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则上适用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但是票据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不能笼统照搬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实质要件的适用主要体现在背书转让行为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票据法对背书转让行为的形式要件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只有符合这一规定才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后果，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共同决定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行为的效力。     

我国票据背书连续认定规则的完善

由于背书连续的涵义具有广延性,以及我国票据背书连续的认定规则存在着实践中的盲点,使得认定票据背书连续的实际操作存在较大可控性,为付款人拒付票款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致使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实现失去预见性,从而阻碍了票据在我国的流通。为实现票据背书连续认定的规范性,在规则体系的层面,应对背书连续的效力、背书形式连续的结构以及对不真实背书认定之责三个要素进行有机整合：不仅持票人依背书形式连续取得票据权利,而且用列举法对形式不连续的背书作明确规定,从而最充分地保护持票人的合法权益；对付款人只尽背书形式连续审查义务的规定已不再是强制性规范,而其即使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背书实质连续审查义务时,尚有将错误付款的损失归于被伪造背书人或受让不真实背书人承担的机会；对被伪造背书人而言,虽有分担付款人损失的可能,但总体上的安全感强于矫正前的规则。     

论票据期后背书及其效力--兼论<票据法>第36条之修正

我国《票据法》对期后背书的规定,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票据立法的规定,且存在逻辑混乱,理应作出修改。应借鉴国外立法例,规定期后背书仅具有普通债权转让的效力,即背书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但被背书人取得的是票据权利,可对背书人之外的前手债务人主张之;前手债务人可以其与背书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被背书人。     

票据质权设立规则冲突现象必须改变

票据制度与物权制度关于票据质权设立规则存在冲突：《担保法》和《物权法》均未规定设立票据质权必须进行质押背书;《票据法》规定票据质权的设立应当进行质押背书。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相关司法解释不仅没有解决这一冲突,反而放大了这一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票据质权设立时未进行质押背书的,其所设立之质权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未进行质押背书的,不构成票据质押。上述规则的冲突现象,不能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来解决,也不能以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来解决。不能认为民法担保物权制度与票据法票据质押制度分别创设了两种效力不同的票据质押制度。《担保法》和《物权法》均未作有别于《票据法》票据质权效力与实行方式的规定,“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所谓的“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情形客观上不能发生。不同法律确定的票据质权内容、效力、实行方式相同。票据质权设立规则不应有异,必须完善立法解决规则冲突。     

论票据质押背书的效力

我国的《票据法》、《担保法》和《物权法》对质押背书在票据设质中的必要性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但两个看似冲突法律文件在内在逻辑上具有统一性,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票据设质行为的二元性,从而导致了票据设质立法的二元性.票据设质当事人既可以按照《票据法》进行票据质押,也可以按照普通民事法律进行票据权利质押.不同的法律规则的适用,将导致票据设质行为不同效力的产生.     

对醉酒驾车之新增刑法规定的质问和解释

刑法修正案﹙八﹚有关醉酒驾车的新增规定在完善醉酒驾车的刑法规制的同时,也因其本身的规定导致了刑法理论上的质问。质问包括罪状和法定刑两方面。罪状的质问包括:行为方式、罪过、行为场所的内容,以及新增醉酒驾车犯罪与相关犯罪的竞合关系。在法定刑方面:新增醉酒驾车犯罪的"拘役和罚金"的法定刑太轻导致了新增规定在司法适用中被部分架空,与此同时,还导致了追溯时效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适用上的争议。为解释这些置疑,应当在明确新增规定与原有交通肇事罪之间的独立关系的基础上,认可新增规定主观上由过失实施,并对"道路上"进行扩大解释;在刑罚上,并且充分利用非刑罚处理方法,以实现立法初衷。     

票据表见代理适用及类推适用的边界

尽管票据行为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是根据票据法与民法之间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因为票据法的个性,仍然会出现票据行为在适用表见代理时,没有民法上预设规定的问题。比如依据什么来谋求对直接相对人以外的第三取得人和票据伪造的受让人加以保护等。对此,历来的主流观点是适用和类推适用表见代理,但从法解释学的原理,利用权利外观理论使上述票据当事人获得保护,更清晰、也更科学。     

论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我国票据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票据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不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传统票据法理论同时认可票据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认可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我国司法实践也普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我国《票据法》应当明确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及空白票据转让方式,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论无单放货的法律问题

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的重要单证.随国际贸易和航运事业的不断发展,提单也从一般托运收据发展成为物权凭证.提单作为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凭证,可以通过背书转让或抵押,它已具备了一种有价证券的性质.提单的内容、条款以及调整提单的法律也随现代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而日趋详细和完善.但是,近些年由于航运的变化,无正本提单提货的现象频繁发生,这种行为的产生对传统的航运制度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很大.无单放货问题在司法实践和航运实践都引起重视,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     

再谈海运提单中的管辖权条款问题

从构成合同义务的法律强行规定、法律的任意规定及当事人的自由约定三个层面,依次剖析海运提单中的管辖权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同时探讨影响该种效力的一些特别因素,以期有益于这些问题的研讨与解决。     

背书连续认定规则之探讨

背书连续的认定是一项重要的票据业务和司法审判活动。由于背书连续的涵义具有广延性,加上我国认定背书连续的票据法规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使得认定背书连续的实际操作存在较大灵活性和可调控性,为付款人拒付票款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致使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实现失去预见性,从而阻碍了票据在我国的流通。为此应完善制度,以实现背书连续认定的规范性。     

论投资协议中的稳定条款——兼谈中国投资者的应对策略

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着诸多政治风险,订立稳定条款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该条款的作用体现在对相关法律制度的＂稳定＂。但学界对该条款的效力还有争议,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有条件肯定说三种观点,仲裁实践也对这类条款作出了不同解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稳定条款有效,但其效力主要是体现在为投资者进行违约索赔提供依据。中国投资者欲有效利用稳定条款防范政治风险,应注意以下问题：明确规定欲禁止事项、明确＂同意＂的形式和条款的持久效力、明确稳定条款的适用对象以及选择国际法作为合同的适用法律。     

《合同法》第51条释评

我国《合同法》第 5 1条自出台以来 ,受到多方的强烈持续抨击 ,实乃肇因于该条规定不符法理 ,并与社会商业习惯及新经济型态运作所需的运作平台互为抵触。本文除自经济面与法理面探讨其缺陷外 ,并辅之以案例说明 ;同时以法律经济分析法论证其高额的交易成本 ,以说明其将被现代商业社会所扬弃的必然性。     

论票据质押的权利担保与物的担保的二元性

票据作为有价证券,其基本属性应当是票据这张纸和权利的结合。在票据质押中,我们不能只关注票据所表彰的权利的质押,而忽视票据本身作为物的质押担保。作为提示性证券,票据权利脱离了证券的载体物,将对票据权利的行使带来困难。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Irish Home Rule Bill of 1893

In 1893, Prime Minister Gladstone introduced the second Irish home rule bill in parliament. The bill broke with tradition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as it included provisions from the bill of righ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significance was clear at the time: it was debated for nine days in the committee stage and, with one minor amendment, it remained part of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Commons. However, the bill was defeated in the Lords and, at least in the United Kingdom, bills of rights were dismissed as unnecessary or detrimental to sound governance until well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article therefore tries to understand how this early bill of rights was regarded at the time. Who suggested, or demanded, its inclusion? How did they expect it to be applied? And how did the debate reflect and influence thinking about constitutional law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