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睦邻外交”战略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奉行“睦邻外交”战略。     

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的转变。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睦邻”外交政策的着眼点在于确立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平等关系,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将实现同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确定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中国对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在她不断协调同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是“中国的既定方针”。     

和合精神与中国的和平外交

中华和合文化所提供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辩证思维视角，对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战略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传统对中国当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区域和谐外交方针有深远的影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生”思想催生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和谐外交；“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伦理与处事哲学是中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哲学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观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理念之源。     

周恩来苦撑危局

1967年的夏季，由于“文革”的恶劣影响，短短时间内，已同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近30个先后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包括一些多年的睦邻。如果没有周恩来苦撑危局，争取回旋余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迅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等，都是不可想像的。     

新世纪之初中国对外关系的建构

世纪之初,维护和平、谋求合作、促进发展成为历史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和平发展的中国面对不断变动的国际局势,以中国的自信和智慧,冷静回应中国外交面临的世纪课题。中国已建立战略伙伴式的国家间关系模式;积极发展同作为地缘战略依托的周边国家关系;不断调整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全面参与多边外交等。这建构了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外交思维和行为模式。中国在推进民族复兴的同时也在缔造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与统战意蕴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国家战略。该战略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外交道路的新实践，还是中国为加强同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安全、发展、繁荣而进行的新努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具有特定内涵：在战略重点上突出中国宗教的“走出去”，在战略主线上强调以宗教统战为核心，在战略目标上侧重打造以宗教良性互动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宗教工作应“请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涉外宗教工作应由“被动”变为“主动”；涉外宗教统战工作应由建构“共同利益”转向营造“共同命运”。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外交方略

中国抉择"和平崛起"之路,昭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宣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崭新的大国崛起的模式。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有: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确立"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争取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平崛起"的中国外交要正确把握发展、主权和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要致力于国际机制化生存和发展;要正确把握与处理中美关系;要正确把握"和平崛起"与祖国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     

2005年国际形势回顾

2005年的国际形势表现为,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受挫;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国际合作与大国竞争引人注目;中国在积极发展与各主要大国关系的同时,坚持奉行睦邻外交,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全面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对中国睦邻外交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

中国的睦邻外交古已有之、于今为盛,构成了广义国际关系史中的一大独特景观。中国历代长期与自觉地坚持睦邻外交,既有以儒家为主、传统王道战略文化的主观原因,也有国家利益与实力对比的客观原因。只有将强调主观因素的建构主义与强调客观因素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才能比较充分地解释中国睦邻外交从古至今绵延不绝、与时偕行的独特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系列对外战略思想和外交策略方针,积极倡导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认真做好把握战略机遇、应对挑战的两手准备,努力处理好争取维护国家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维持软实力和硬实力、坚持韬光养晦与积极有所作为三个平衡,妥善处理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四对关系。其扎实的外交开局,为推动我国向“负责任大国”方向迈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战略机遇期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策略选择

在战略机遇期内 ,中国外交应实施以下战略和策略 :把握中美关系走向 ,努力构建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框架 ;广泛建立伙伴关系 ,发展制衡、协调与合作的大国关系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加强睦邻友好 ,积极经营周边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及当代价值探析

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对外交往活动、追求世界和平的过程中,是指导新中国开展一系列对外活动,建立睦邻邦交正常化的指导思想。研究与学习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具有重要意义。     

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基础；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调整了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冷战结束后，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大战略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     

新时期中国立足形势变化运筹周边外交的几点思考

周边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和优先方向。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对中国围堵施压,周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我国周边各个方向都面临复杂的外交形势。新形势下运筹周边外交,关键是处理好与世界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前提是增强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顺应世界潮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为抓手,促进国家间密切联系,并切实提高我国综合实力,这是周边外交深入开展的根本。     

论冷战后地区主义的发展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启示

地区主义是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一股重要趋势。它有利于加强地区内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解决地区内的矛盾与分歧。根据地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必须重视周边外交,坚持以邻为善、与邻为伴的睦邻方针;必须塑造多重身份,采用多种形式,参与各个次地区主义建设;必须处理好与周边大国、具有战略意义国家的关系。     

中美博弈的辩证解析

中美关系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矛盾的过程.中美在世界大棋盘上博弈,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左右世界大势.中美在亚太地区博弈.美国通过在该地区“拉帮结派”增大其总体战略力量,并希望中国“四面树敌”.中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应在不同维度的周边外交棋盘上以平等态度睦邻、友邻、尊邻,努力“四面争友”,避免将周边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全球战略的怀抱.中美在各自的特殊时期博弈.两国都对外部环境变化十分敏感,都缺乏对对方的信任.同时,影响两国外交的国内因素也日趋多元、复杂.中国的战略对策必须建立在对美国真实战略意图的准确把握之上,否则就可能上大当、吃大亏.中美在日益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中博弈.中国必须改变仅仅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多少来衡量国家实力的浅薄认识,对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判断,必须以准确把握现代科技发展前沿作为基础.战略制定者必须对现代科技具有深刻理解,才能对中美总体实力对比做出准确判断.中美在信息网络化空间博弈.网络安全问题正在中美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双方对威胁的理解.中美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博弈.尽管五角大楼曾预计战争将在2020年“定义”人类生活,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2012年至2022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中美创新之战”,因为理智最终会占上风,人类会以创新与技术来解决真正重大的问题:人的生存而非杀戮.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涉外法律体系构建——兼论《对外关系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涉外法治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的重要“枢纽”。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是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方式,是丰富外交斗争工具箱,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的法律基础保障。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框定目标、引领方向,明确了涉外法律体系的立法重点。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的构建应满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需求,契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以“宪法—对外关系法—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结构呈现为上下有序、相互照应的有机整体。处于底层每一板块的法律规则应包括国际法的内化、国内法的外化、外国法适用、执法和司法程序、国际合作等内容,而《对外关系法》在宪法与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法律实践成果,实现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律遵循,是新时代运用法治思维做好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举措。     

努力构建沿边开放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边境地区的开发开放予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要求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翻开了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新篇章,彰显了新时期我国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的新理念,为加强区域合作提供了新平台,也为我国沿边地区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客观分析与研究，指出：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６５年３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执行对苏“一边倒”对外战略；从莫斯科会议召开至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推行“世界革命”（即“四面出击”）战略；从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执行“一条线、一大片”对外战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执行全方位开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对外战略贯彻始终的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全面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加强沿边地区文化交流 促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正>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要求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努力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云南时指出：“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加快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国际大通道建设步伐。要加强同周边国家文化交流工作，促进民心相通。”中国、缅甸沿边地区是讲好中国故事、建构多元文化交流格局、促进民心相通、彰显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