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12“大选年”世界变局的几点看法

2012年是世界＂大选年＂,纵观＂大选＂的诸多国家,＂选情＂主要可分为主要大国、阿拉伯世界中＂变天＂国家的政治＂重建＂、欧元区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四类。大量国家与地区的权力交接导致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大,深刻影响世界走向,影响有关国家本身发展,影响热点地区与热点问题产生,影响大国关系。主要大国集中换届加剧大国综合国力竞争,中国应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一方面,要淡定、从容、自信、包容,另一方面,也要有的放矢、积极预防各类风险,稳妥应对世界新变局。     

成都：渐行渐近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2009年12月20-21日召开的成都市委工作会议上,市委市政府响亮地提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发展目标＂。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一个诗意浪漫的名字,延续了传统文化积淀,又契合了成都的现代时尚气质。在2009年成都最寒冷的季节,逐梦＂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战略规划,如熊熊火焰点燃了成都人的热情。着眼长远,准确定位引领城市发展。     

论特区思维与中国发展——一个以深圳特区为例的特色思考

中国至今的发展离不开＂特区＂,而未来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特区＂的发展。特区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主要是打破了社会发展的均衡的大锅饭状态,是＂资＂—＂社＂体制互动渗透的尝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发达状态的＂窗口＂。但中国未来发展须摆脱过去的＂经济特区＂思维定式,要靠＂整体特色＂来推进,需要创新中国新的特区的运行模式理论和实践。     

中印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和印度改革近20年时间期间,中印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印的改革发展之路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发展中国家应该结合本国实际,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造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21世纪初中国国际移民与国家安全

国际移民已经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国际移民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也日渐凸显。中国国际移民包括中国海外移民和外侨移民。单向外流是21世纪初中国国际移民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导致了中国在国际移民格局中处于＂人财两空＂的态势。这一态势不利于中国在2020年成为＂世界人才强国＂,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也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必须对此予以战略重视。     

当前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与地区秩序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复杂性、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成为当今国际形势的阶段性主要特征。而发达国家经济困局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全球性社会政治抗争风潮迭起加剧各国治理难度,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新变化催生大国＂竞合＂博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同步增长恶化国际安全环境,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复杂重组,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五大特征。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温和而曲折,＂大选年＂加剧国际政治经济敏感性,西方与新兴大国＂竞合＂关系更趋复杂,社会政治风潮可能向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扩散,亚太地缘战略格局重组磨合具有不确定性,各种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全球,国际形势动荡不定。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经济失衡及其成因探析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经济失衡及摩擦由来已久,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与日本经济失衡及摩擦为主的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与美国经济失衡及摩擦为主的阶段,以及其后中国与美国经济失衡及摩擦为主的阶段。美国与东亚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二战后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战后加速和维持东亚与美国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原因是：东亚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东亚与美国储蓄和投资率差异、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的变化以及美元全球霸权体系的确立。我们认为这种失衡局面是难以长期维持的。     

北非中东动荡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2010年12月突尼斯政局动荡开始、迅速波及北非和中东国家的动乱,深刻影响着当前的国际关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此次北非中东动乱背后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它是美欧地缘战略诉求矛盾、争夺北非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体现,是大国＂货币权力＂在世界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地缘冲突表现,是美国努力维护其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的体现。此次北非中东动荡,一是使中小国家可能对美欧采取制衡战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可能恶化;二是导致产生了＂卡扎菲悖论＂,破坏国际核安全态势;三是冲击国家主权理论,消极影响未来的国际关系准则。     

遏制与合作：后危机时代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解析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加速了中美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同时更加深了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相对实力下降加上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美国仍将对华采取＂遏制性＂经济政策,中美经贸摩擦不可避免。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上升和中美经济依赖关系的加深,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合作性＂也在不断增大。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后危机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必然会在摩擦和调整中不断扩展和深化。对此中国应有清醒认识,并从战略高度上采取应对之策。     

我国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对策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使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所以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和经济安全等。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树立＂新国家安全观＂,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解决本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根源。     

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斗争史析论

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斗争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初,止于1945年;第二阶段始于1945年,止于1991年冷战终结;第三阶段自冷战结束迄今.与此三阶段相一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两次大调整,即从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格局转向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两极格局,再从两极格局向新的格局过渡.但迄今为止,这一过渡尚未完成.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及地缘政治中心具有可变性,变化的原动力基于大国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     

“满铁”对华经济掠夺问题新探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作为伪装,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对外政策。＂满铁＂依靠特权建立起一个超乎中国主权和法律之上的＂满铁王国＂,构成了日本国家资本为主导,日本产业托拉斯和中小私人资本为辅助的经济体系。＂满铁＂通过这套经济体系,利用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扩张、文化渗透,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民族工业造成了异常严重的破坏。     

21世纪世界"转型"析论

21世纪世界转型的起点是世界经济格局及西方与非西方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即从现在起到2025年前后的大约20年左右,将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非西方国家力量及其国际影响开始赶上、甚至超过西方世界的转型时期.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转型必然促使国际体系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颠覆了西方与非西方这两大集团历时500年之久的力量格局和关系模式.21世纪世界转型不仅涉及国际体系转型,也将涉及世界事务,包括高位政治、低位政治、生产与消费、文化与生活、经济与安全等方方面面.21世纪的世界转型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中国应适应大趋势,捕捉先机,搭转型的顺风车,在世界转型中顺势崛起.     

理解中国经济外交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日益深度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经济外交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同时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一定的外交目标。本文首先对经济外交的定义和类别进行了讨论,阐述了中国实施经济外交的国内制度结构及其最新演进。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中国经济外交发展的历史演变,指出中国经济外交大体上经历了接触性经济外交、融入性经济外交、参与性经济外交和领导性经济外交四个阶段。最后,本文对中国新一届政府的经济外交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经济结构正面临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外交也迎来巨大的机遇,其积极有为正当其时。     

国家利益视野中的军队职能使命探析

军队的职能任务与国家利益目标密切相关。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利益的变化要求军事安全范围从国内延伸到国际,军队不仅要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还要适应国家利益拓展的要求,承担起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安全＂和＂地区与世界和平与稳定＂新的职能任务。履行新的职能还需要澄清几个观念问题。     

日本长期萧条成因分析：国家社会转型视角

从国家社会转型的视角,同时采用体系、国家和国内社会三层次结合的结构分析框架对战后日本发展历史进行透视,可以发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完成经济赶超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未能从经济赶超式的＂发展主义国家＂向成熟的制度型＂三方制-福利国家＂转型,乃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萧条的根源。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这一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国家社会转型的延误或者说失败最终换来的是其后巨大的社会代价。因此,日本并不成功的国家社会转型对中国具有重要的警示性参考价值。     

日本对中国钓鱼岛的侵占窃据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本文在指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它怎样被日本侵占窃据之后,着重揭示近来日本把中国领土钓鱼岛加以＂国有化＂,是企图把其侵占窃据行为＂合法化＂,变成法理占有,而它这么干,又是和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政治的急剧右倾化分不开的。日本政治右倾化,其历史根源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军国主义传统,二战以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期间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庇护;其近因则是：日本沉沦在＂失去的20年＂的经济低迷中难以自拔而失去信心;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而其主要表现则是：否认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日本政府1993年、1995年认罪和道歉的＂河野＂和＂村山＂谈话;修改和平宪法和重新武装日本。这反映了右倾化的核心是要翻二战的案,要改变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要开历史的倒车。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回顾

在复交以来的中日关系历史长河中,尽管一再出现曲折、低谷、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时期,但周恩来、邓小平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两国领导人所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为未来长远的中日关系指明了历史大方向。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在＂脱苏入欧＂的同时并未＂脱亚入欧＂,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国身旁出现了一个从战败废墟上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日本。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始于1981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迄今已举行了31届年会,成为中国学习日本发展经验和中日相互交流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从1979年到2006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等对华经济援助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利,是一项双赢的事业。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二战后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受到挑战应该说是好事,这会促使日本人平等地对待中国,但日本人也不必因为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被中国超过,而使它的感情文化从＂希望＂变成＂恐惧＂,日本国民应以理性态度对待邻国与世界的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牙买加体系实际上实行的＂美元本位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美国滥用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特权的结果。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风险,同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另外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场涉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利益重大调整的深刻变革,因此将是一个充满荆棘的异常曲折、复杂的漫长历程。     

“学术外宣”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关于“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案例研究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的新时期重大课题。以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世界中国学论坛"10年发展历程为案例,剖析"学术外宣"的现实路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面临重要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