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

本文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刑事立案程序中存在的弊端,并对其程序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现行立法的不合理导致在立案阶段侦查机关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非法性,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不"破"不"立"现象的一个成因.在考察了国外相关立法之后,建议取消立案程序,代之以相对简化的初步侦查步骤,将其纳入侦查大程序之中.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视角

目前我国检察系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着案件线索来源渠道不宽,线索及侦查管理属地化、抗干扰能力弱,初查手段有限,侦查资源分散,队伍管理和基建设施落后,保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有必要建立健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内线情报网络”机制、外部调查取证配合机制、工作保密机制和污点证人制度,完善初查程序的立法和侦查强制措施,并集中线索管辖权和侦查权,整合侦查资源。要加强省级检察院对基层检察院的指导和领导工作,切实解决目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深入开展。     

试论以侦查作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然性

以立案作为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受前苏联刑事诉讼理论的影响,二是为防止因侦查程序的轻率启动而危及公民权益。以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存在诸多问题:立案审查的主体设置严重不合理,立案审查的性质、内容和手段不好把握,过高的立案条件导致难以对案件性质作出准确判断,立案监督流于形式。废除刑事立案程序,将刑事诉讼的启动转变为从侦查开始,是解决刑事立案程序诸多问题的根本之举;废除刑事立案程序后,为有效规制侦查权,近期目标需在侦查程序中引进"准三角形构造",远期目标需在侦查程序中引进"三角形构造"。     

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初查的新探索

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人民警察的一个独立警种,又是人民检察院的服务保障队伍。基于其身份的特殊性、队伍的专业性、素质的综合性等因素,理应赋予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的初查。从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工作的现状入手,探讨如何赋予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的初查权,以利于人民检察院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职务犯罪以事立案探析

立案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必经程序和独立的阶段。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基本采用的是以人立案,因此在立案和侦查的过程中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对以事立案的探析,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以事立案的优势,形成以事立案和以人立案的互补,最终达到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     

论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犯罪调查中的完善——基于检察机关办案实践的分析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将本属共同犯罪的行贿与受贿犯罪拆解立案,其深层原因在于突破定罪证据不足的困境。口供补强规则是"另案处理"背后的证据制度基础。基于贿赂犯罪之特殊性,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为提升反腐败工作法律效果,应当在贿赂犯罪调查中确立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明确行贿、受贿双方的供述可以相互补强;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行贿人在查办贿赂案件中的地位,探索"污点证人"制度设立的可能性。     

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程序及其缺陷的剖析

刑事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初始程序,它标志着国家对于犯罪行为追诉的正式开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立案程序规定为并列于侦查程序的独立程序,但是立案程序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程序在理论及实践中的缺陷主要有:立案条件缺陷；程序虚无化倾向；立案前的行为是否系诉讼行为性质归属难以确定；立案监督存在制度性缺陷；立案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     

对刑事诉讼中立案条件的反思

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条件的传统观点是有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一旦确实了犯罪事实 ,显然就表明犯罪已经成立 ,那么侦查阶段似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基于这样的思路 ,作者提出立案条件应当为 :1.有严重的危害社会事实 ;2 .这种严重的危害社会事实是由人的行为所引起的。并由此对侦查程序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困局与破解

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就是利用外在于自侦部门的力量,对职务犯罪侦查全过程进行监察、督促和制控。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面临实践上的困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易形成利益关系,监督方式选择上的矛盾,监督效力大打折扣,"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难以解决。破解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困局的思路是:更新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理念,正确处理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主客体的利益分割关系,建立自觉自洽的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运行机制,强化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的效力。     

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机制亟待完善

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中逐步建立了当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不客否认的是该机制在遏制打击职务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随着法治环境和职务犯罪形势的复杂化和隐蔽化,当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在打击遏制犯罪方面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为了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更有效地遏制职务犯罪,应该针对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     

保持“早节”

近日,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据<重庆商报>报道,重庆市检察院近日发布消息称,目前该市职务犯罪在年龄上出现新的变化,呈现出"35岁现象",而传统的"59岁现象"已不再突出,从2003年到2007年,该市检方立案查办的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有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     

立案后消极不主动投案是否属逃避侦查的探讨

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该规定表明刑事案件超过诉讼时效后,嫌疑人是否有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是判定该案件是否继续追诉的决定性因素。实践中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嫌疑人常呈现出积极逃避侦查和消极不主动投案两种情形。积极逃避当属逃避侦查没有异议,但消极不主动投案则因主观上无逃避积极性、客观上无积极逃避行为等表现导致其是否属于逃避侦查成为司法实务工作中争议的焦点。立案后消极不投案与逃避侦查、主动投案等情行并不相同,无论是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还是从追究责任必要性来看,立案后消极不投案的情形均应排除在逃避侦查范围之外。     

完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若干思考——以检察机关对人、财、物的管理为中心的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体系是针对越来越复杂的职务犯罪情况，推出的侦查工作创新，但该项机制还处在探索阶段，在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尚待完善。为了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改革势在必行。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控

职务犯罪侦查实质是“从无到有”、“从供到证”的有罪推定过程,具有天然的主动性和扩张性,故职务犯罪侦查权必须得到有效监控。但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控不应仅是对其扩张性的限制,本文所述的监控既包括对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的制约、亦有对怠于行使侦查权的督促,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控现状和原因出发探讨相关问题。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研究——以山东省为样本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是指上级机关通过指定程序进而改变原定侦查管辖的制度,它对于满足侦查需要,提升侦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制度存在效力层次较低、程序内容较为模糊、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产生重大威胁。对此,应当坚持程序法定原则,明确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的基本原则,细化适用的范围和程序,完善相关救济机制,确保该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界定“侦查”概念的思路和方法——从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辨析侦查概念的要义

"侦查"概念是侦查学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是侦查学学科大厦构建的基础,因此,科学界定侦查概念是研究侦查学问题的逻辑起点.但学界对侦查概念的研究多集中和局限在侦查的字义、辞义、释义上.或比较"侦查"与"侦察"的异同,或分析"侦查"与"预审"、"侦缉"、"调查"的关系等.本文拟从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方面入手,探讨两大法系及我国侦查概念包含的要义并以此为视角界定的"侦查"概念.     

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侦查权及其限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国的反腐已从"个案震慑"进入"新常态机制"。多年来,尽管中国政府的反腐力度逐年加强,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就,但由于权力体制的特殊性及职务犯罪的复杂性,时下的反腐体制还有一定程度的不足。监察体制改革的一大核心便是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至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所涉内容大体反映了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思考和认识。但也应看到,此次改革所涉足的核心内容并非全无争议,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还有待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变动,尤其是新形势下国家监察委员会侦查权的相关限制。     

试论反侦查行为的利用——以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

反侦查行为是与侦查行为相对的概念。侦查活动往往伴随着一定的反侦查活动,职务犯罪也不例外。反侦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侦查进程,给侦破工作带来困难。然而,反侦查行为还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从反侦查行为在侦查中的价值出发,通过探讨反侦查行为的利用原则,提出针对反侦查行为的利用方法,以期更好地为侦查破案服务。     

保持“早节”

近日，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据《重庆商报》报道，·重庆市检察院近日发布消息称，目前该市职务犯罪在年龄上出现新的变化，呈现出“35岁现象”，而传统的“59岁现象”已不再突出，从2003年到2007年，该市检方立案查办的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有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一则据《江淮风纪》载文：深圳市福田区检察院日前透露，该院近两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54％以上犯罪人员年龄在31岁到40岁之间，该年龄段已成为目前职务犯罪的高发期。     

何家弘／职务犯罪侦查也要实现“四化”

中国社会正在不断提升法治与文明的水平，因此，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也要实现“四化”，即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规范化。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维护国家法治的活动也要遵守法律规范，司法和执法活动也不可随意滥行。以违法治违法、以侵权治侵权的行为，是对法治的双重破坏。因此，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必须走向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