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型裁量权行使之司法审查——以选择性执法作为研究视角

在现行立法背景下,我国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有较大的行政裁量权.行政主体在执法时为了追求最优执法,加上社会背景以及执法者自身素质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执法者往往在规则的限度之内选择性执法,以谋求最大利益,往往导致一系列违法行为出现.在此过程中,执法者如何把握运用规则之“限度”,司法机关如何对“过度”的行为进行规制成为一大问题.本文旨在通过以选择性执法行为为切入点,探讨对不作为型裁量权的司法审查的步骤和内容,从而得出判断特定选择性执法行为是否违法的方法.     

浅析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也日趋成熟。但是，由于地区利益分配的天然不平等和“全能型政府”的逐利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膨胀，行政垄断成为阻碍、破坏市场竞争最大的威胁之一。行政垄断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中的主要责任形式都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司法审查能否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存在较大争议。     

浅议格式合同的立法、司法及行政规制

格式合同凭借其便捷高效的特点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获得了广泛的使用,亦因其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对弱势缔约方合法权益造成侵害而广遭诟病。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三种途径对格式合同进行有效规制的解决方案。     

自动化行政的技术性正当程序规制研究

技术跃迁诱发行政机关对数字技术的拓深应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公共行政迎来了自动化行政时代。自动化行政具有的算法特征导致法律赋予相对人的陈述、申辩、说明理由、听证等程序性权利被悬置。技术性正当程序是正当程序的数字化延伸。应通过对自动化行政构成要素的提取、要素关系的梳理及要素价值的论证,构建解决自动化行政正当程序问题的“四维度八要素”规制框架,丰富技术性正当程序理论的时代内涵。在将该规制框架转化为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自动化行政的规范实践,从理念革新与制度构建两方面形成自动化行政的技术性正当程序规制进路。     

规制抑或放任：“自由裁量权”在非诉司法审查中的运用——以法社会学为分析视角

非法律因素的影响，使得自由裁量权在非诉审查中犹如脱缰野马，全面失控。只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审执分离”制度，才能使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审查中理性回归。     

美国证券执法中的行政法官制度

现代资本市场对证券执法提出了统一性、专业性、独立性、高效性、权威性的要求。美国依托自身实践,发展完善了SEC行政法官制度,在发挥其专业、高效等突出优点的同时,秉承制衡、救济的宪政司法基本原则,从人事任免、职权范围、程序安排、司法审查等方面加以规范约束,确保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运动式执法的司法规制与政府有效治理

在我国漫长的国家治理进程中,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作为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存在并且总以一定方式在特定阶段反复出现。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与法治精神完全相悖,会直接冲击正常的法治秩序。因此,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对我国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及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把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在对运动式执法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需要直面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依法解决、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审查以及大面积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应对等重要课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需要对运动式执法进行改革,其中重点需做好加强立法协调统一,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塑造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等工作。     

行政判断余地的构造及其变革——基于核能规制司法审查的考察

将专业性、预测性与行政判断余地理所当然地联系起来,不仅忽视了行政判断余地在风险行政领域的形成脉络、理论基础和具体构造,还可能导致行政判断余地在我国的盲目扩张,对行政法治的建构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以德国核能法为例,行政判断余地的基础在于功能法正当原则、规范调整对象的特点和行政权的功能优势。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属性或行政事务的类型(诸如专业性决定或预测性决定)出发建构判断余地,忽略了行政判断余地成立背后的基本权利保护、行政决定的特点、行政决定作出的构造等因素。对行政判断余地的考察应建构一种综合衡量的对话模式,方能避免行政判断余地理论的空洞化,这对我国环境法与科技法等领域的司法审查皆具重要意义。     

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实施的规制,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工具,但它们作为外部规制力量,有其局限之处,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法律情境之中。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法理型统治的选择、民主和法治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求、行政的民主合法性压力以及官僚科层制结构等诸多动力之下,行政自我规制一直是推进行政法治的另一重要力量。该力量的效用应予认真对待、予以积极评价,却不可过分依托,外部规制仍然是更需要发展的。     

预防性行政诉讼容许性问题初探

预防性行政诉讼是包括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预防性确认之诉在内的一种事前的权利保护机制,它对传统的行政诉讼是事后权利救济机制的观念构成挑战。尽管,以"行政行为——事后审查"来理解行政诉讼的观念仍极具影响力,但不管在学说上还是实务中其都已不再是没有例外的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解决行政争议"的规定较之于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更为开放,为预防性行政诉讼提供了规范基础。但即使预防性行政诉讼在现行《行政诉讼法》下存在可能性,其在实践中的展开还有赖于实体行政法律的发展和相对人权利的充实。     

论行政区划的法律调控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传统的以行政控制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行政区划制度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对其重新进行界定和功能定位,将其纳入法律调控的范畴。行政区划管理涉及许多法律问题,如行政区划的设置主体与权限、行政区划的层级划分与等级、行政区划的设定标准、设置程序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对行政区划实行法律调控需要相应的立法保障,既要确立行政区划管理须遵循的法律精神,也需要建立法律调控的具体制度。     

试论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完善——解读《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行政复议作为一项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制度，在保护公民权利和监督行政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使行政复议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2007年8月1日生效实施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追求行政复议制度的公正性为目的，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立法完善。     

自由与民主:宪法诉讼的价值理念探幽

自由是宪法诉讼的核心价值 ,自由价值之中镌刻着深刻的民主价值思想。宪法诉讼的自由价值表现在 :1 矫正和修饰多数形成机制本身所存在的瑕疵 ,弥合宪法既定约束和现实多数之间的冲突 ,拓展宪法中关于自由范围和内容的规定 ;2 维护公民的“反向自由” ,防御政府的“正向侵犯” ;确认公民的“正向自由” ,救济立法缺位而引起的权利虚置 ,最终实现公民“反向自由”和“正向自由”的结合。宪法诉讼自由价值的民主性表现在如下层面 :1 宪法诉讼机制对自由价值的诉求和保障实现了民主的现代转型 ,即由古代的纯粹民主向现代的自由民主之转变 ;2 反向自由的宪法定位和正向自由的个案满足使民主和自由之间保持了持久的张力和不断的平衡 ,从而使自由主义民主具备了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     

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从行政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

《行政复议法》中行政规定的法律属性是个看似简短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其简单之处在于将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不属于法律规范的部分起了统一的名称 ,但这样的立法作业并不能回避从规范性的角度看行政规定时常难以将其与法律规范的作用相区别的困惑。本文通过对形式和实质判断标准以及这对标准依存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指出形式判断标准无法准确定位在内外区别型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基础上的行政规定的性质 ,同时通过对行政规定所产生的现实功能进行整理 ,力图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     

社会抚养费法律性质考察——从若干相关行政、司法实践而展开

社会抚养费制度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和保障的一项重要措施,其法律性质为何依然争议不断。通过分析近年来有关社会抚养费的司法判决可以发现,实践中仍然有不少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将征收社会抚养费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对待。从社会抚养费的规范依据和理论基础来看,将社会抚养费当成一种行政处罚均难以成立。社会抚养费应当属于超生对社会所造成负担的一种经济补偿。对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对象、标准、程序和对权利限制的制度都有待重新评估。     

网络交易合同的行政规制——以《深圳市网络交易合同规则》为样本

互联网+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的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以网络交易合同为基础,全国试点项目《深圳市网络交易合同规则》专门针对网络交易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信息存储和保密等具体规则,通过规范明确网络交易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行政规制的法治维度促进我国电子商务行业和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规则》旨在构建透明、安全的网络交易环境,并将政府主导的第三方存储机构引入合同行政监管及纠纷在线解决,从而充分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则》的实施表明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总结提炼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需要继续完善相关的规则内容,更好地为国家电子商务立法提供规范蓝本。     

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破冰之举——解读《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定行政程序的立法。这部地方政府规章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为根本立法目的,以公民的程序权利为主要内容,参与和公开构成其核心要素。湖南的尝试必将对中国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出台从路径到内容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