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源探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是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社区治理和社区居民参与的重要载体。尽管随着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视,社区社会组织不断发展,但是社区社会组织依然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源为原子化的社会结构、社区内成员的信仰危机以及压力型的政治体制。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与博弈——基于云南昆明的调查

本文在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做出的重大决策和2018年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背景下,昆明市官渡区、呈贡区等各区县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研究在合作与博弈的视角下,通过对昆明市三个区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居民进行调研,从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博弈关系及困境成因及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良性关系互动策略进行探究。     

多元分化与关系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后单位制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社区多元分化的现实,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纷纷引入新的元素,进行着一系列的关系重构。正是在这种社区治理的关系重构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才得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了三种典型社区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即单位制社区中"协作式参与治理实践"、街居制社区中"参与式合作治理实践"、物业小区制社区中"介入式参与行动治理实践"。因此,针对不同社区的地缘特征、区位环境、发展状况和居民需求,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将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新加坡社区治理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政府自70年代以来,不断推进社区建设,社区规划、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同步发展,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功能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新加坡的经验做法,对于深圳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形成主体多元、管理有序、参与广泛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着一定借鉴意义。文章结合深圳实际情况,从组织体系、角色定位、服务功能、社会活力等四个方面对加强社区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亟待破解多重困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017年12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指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民族院校在城市多民族社区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民族分布和交往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多民族社区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我国正处社会转型期,形势和环境复杂多变,传统的社区治理格局已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居民组织等多元主体都参与治理的协同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居民利益最大化,但目前我国城市多民族社区发展尚未成熟,居民很多利益诉求还得不到满足。同时,多民族社区的治理仍然面临着社区工作者人员不足、社区凝聚力不强等难题。作为城市多民族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院校,她可为社区开展工作提供一定的人员支撑、智力支持,从而使民族院校的主体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亟需建立起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文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视角,界定了村改居社区的四个治理主体即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住人群和社会组织,认为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政府单一治理模式的特征突出、社区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困境,提出基层政府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引导其他主体发展壮大并平等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无差别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亲情社会的维系来重构社区认同应成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突破口。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基于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视角

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治理主体的历史演进及角色定位,分析实现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制约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创新治理形式、明确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厘清基层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职责、扩大居民参与、发挥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对于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困境与政策干预——以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为例

现代社区治理是一个多元力量之间的共同参与治理形式,公益性民间组织作为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组织,其对社区治理的介入,通过向社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不足,从国内外现实来看,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经起到很好的效果,然而就目前我国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现实困境来看,目前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仍需要国家加大政策扶持,鼓励发展。     

社区治理中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研究

以社区治理项目为研究单元,对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对参与社区治理项目的价值认同推动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建构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的资源互补,与受助者在社区治理中的共同决策是合作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其中,行业协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公益平台、协调推进、宣传推广的作用。研究说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参与社区治理可以成为企业履行社区责任、发挥社会治理效应的常态。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对策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也是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途径。本文以哈尔滨市为例,分析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进行总结,从而归纳出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的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几乎同时开启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但是却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是达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参与为视角,系统比较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条件与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行时,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后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二者分别因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因而前者较易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后者则要呼应多元社会的诉求,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因为目标选择不同,加之受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更多展现出"管理主义"的技术逻辑,中国台湾地区则展现出"社区主义"的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