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当前,大国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科技领域创新能力的竞逐,这也是我刊近年来关注的重点议题.本期有两篇文章,围绕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发展的防范与打压展开讨论.李巍和李玙译指出,市场控制和技术控制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美国对于中国华为公司的打压也是从这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该案例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跨国供应链的运转与管理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庞琴和安博德重点讨论了美国(主导国)的主流智库对于中国(崛起国)科技发展的认知倾向,以美国精英应对中国技术挑战的风险策略为案例,探讨影响主导国政治精英风险态度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该文对于把握当前及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中美竞争背景下华为5G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分析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企业因政治风险而利益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近来,由于中美竞争升级,华为在5G国际市场拓展的过程中,遭遇了美国联合盟友对其进行封锁的政治风险。然而,美国盟国在接收到美国要求禁用华为的指令后,却对华为5G表现出了禁用、倾向禁用、部分禁用、倾向不禁用或不禁用四种不同的态度。为解释美国盟国的差异性政策,文章引入联盟压力和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两个变量,构建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其中,联盟压力框定了国家决策范围,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则关系到国家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核算,以及对企业行为的安全认知,进而影响着国家与企业合作的意愿。当前,美国对华为5G的封锁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美国盟友特别是其欧洲盟友中仍有许多国家倾向于使用华为5G设备,这离不开华为在欧洲国家的多年耕耘,也离不开政治风险发生后华为采取的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然而,中美两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展开的竞争却并未停止,未来中国政府与企业仍需警惕来自美国的预防性打压,并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及早摆脱对西方国家的技术依赖。     

权力转移与风险态度——美国智库对华技术竞争的策略分析

由权力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则及体系的意愿和行为,较少讨论主导国当面对崛起国权力增长时,其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和策略.文章引入经济学的风险态度理论,探索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改变现有规则的倾向性(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美国精英对中国风险态度.其次对美国主流智库从2000到2020年所出版的共计301份有关中国技术发展的完整报告进行系统编码,通过编码数据来检验该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智库对中国发展技术背后的意图、两国技术能力对比、中国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三个方面的认知,会从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角度对美方的风险态度产生明确影响.然而,中国技术发展速度、自主程度以及政策优势,虽然对美方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关影响反而遵循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逻辑,同时也拓展了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理论,以及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章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韩经贸合作

中韩建交以来,双方经贸合作基本处于不断深化的态势并发展成为重要贸易伙伴关系.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美贸易摩擦、日韩贸易冲突等对中韩未来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与韩国同属外向型经济体,受国际市场环境影响较大,为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冲击,两国可以通过强化战略对接、创造新合作机遇以及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等方式深化经贸合作,以共同维护国际市场稳定、国内市场开放并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亚太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亚太互联经济已成为全球性议题。文章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经成为亚太价值链和国际秩序重构的"朱格诺",一些曾经贫困的东南亚国家正开启新一轮的工业化,并引致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演变。与此同时,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已经通过国际秩序重构影响了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亚太国家政治经济博弈、区域一体化碎片化的整合也加剧了亚太区域经济构架变动;美国亚太战略转变和"新重商主义"给亚太互联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并形成了阻力。文章还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模拟了中美贸易冲突的严重后果。中国的崛起为亚太互联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     

持久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外科技打击的策略辨析——日本半导体产业与华为的案例比较

当前,中美之间围绕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现持久博弈的明确趋势,为此,需要在战略层面深入研究美国科技打击的长期策略选择.20世纪八十年代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击,是目前为止展示持久博弈之下美国行为逻辑和战略选择最成功的案例,对该案例的研究有助于分析当前美国对华科技压制的策略.对 日本半导体产业案例的分析表明,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具有参与者和体系维系者的双重角色,表面上以"倾销和贸易壁垒"问题和半导体协议为焦点,实际上采取"市场压缩"策略,即通过胁迫强制 日本产业直接退出全球市场和部分国内市场,迫使其进入"市场空间缩小—研发投入降低—技术实力下降—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对华为案例的分析表明,尽管短期来看,美国对华为采取了全新的供应链打击,与日本案例存在一定差异,但是长期来看,两者呈现明显的相似性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美国表面上抛出"清洁网络"等议题,实质上采取"技术限制协同下的市场压缩"策略,试图在长时段内持续压缩华为的市场空间,使其陷入上述恶性循环,从而无法跟上全球产业技术持续演进的大潮而最终掉队.为此,政策应对需要高度重视市场空间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的基础性作用.     

“同舟共济”与适应性变革:经济增长、权力转移及中美关系

由于经济增长的差异,新兴市场日益崛起,亚太地区日益崛起,其中中国崛起尤为瞩目。纵观权力转移历史、理论与现实,中国积极寻求融入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安排,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中国成为这一制度的得利较多者,也是满意者和维护者。因此综合长期战略和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策略,除了积极推动美国对当前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外,对于美国目前的困境,中国应该量力积极帮助,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早日复苏和全球善治,与美国"同舟共济"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中国需要战略规划;同时,需要面向未来,准备好美国经济复苏后的策略变化。美国凭其发达的金融业在全球财富再分配中占领制高点,金融业的发展意味着可以在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     

跨国并购与山东经济国际化

跨国并购作为全球对外投资新的亮点,正逐渐取代传统的投资方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跨国并购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山东实施经济国际化必须充分认识跨国并购对于山东利用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意义和必要性,针对山东经济国际化实际,利用跨国并购这一新的投资方式,带动山东经济国际化向新的高度迈进.     

非中性制度与美国的经济"起飞"

本文从商人集团与国家相互博弈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美国经济"起飞"的原因做出尝试性的解释。文章认为,美国立国后,通过国会立法、政府推行的以关税保护和国家银行为核心的贸易、金融政策,国家对工商业集团给予制度上的特别支持。在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支持下,美国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工商业体系,这一过程与美国国家实力和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同步。国家与商人之间的长期合作,推动了具备增长潜力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确立,这是确保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编者的话

正本期侧重讨论中国崛起进程中政治与经济因素的互动,就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TPP、公共产品供给等国际政治经济学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崛起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和努力方向。然而,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不仅是市场扩张的自然产物。李巍重点研究了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如何通过货币外交,夯实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并将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努力概括为"改制"与"建制"两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未来     

国际直接投资的变化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全球化进程加快 ,跨国直接投资对此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跨国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特征 ,本文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变化及对国际经济关系造成的影响。     

国际秩序互动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2018年,美国国会接连通过涉台法案,特朗普政府则对华发动了全面贸易战,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的说法已经从不确定的判断转变为严峻的政治现实。这一发展并非是因偶然因素的叠加突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周期",而是两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领域的消极互动不断累积的结果。表面上,经贸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能稳定地改善因政治、安全摩擦而不时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由于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接近的停滞和距离的拉大,这一相互依赖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而由互补转变为竞争,这一质变甚至还在不断加速。因此,关系正常化特别是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在本质上可能并不存在周期性,两国在各秩序领域的消极互动大体上在不断累加,最终越过了"非敌非友"的临界点。由于经贸关系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部分质变,要想重新恢复关系的总体平衡,不仅需要缓解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分歧,或许还需要通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措施来"反哺"不断激化的经贸矛盾。     

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将美国GDP全球占比作为衡量美国经济霸权的指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项指标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是否在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衰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GDP占比已不能作为衡量其经济霸权的指标.然而,既有研究在"美国GDP全球占比"问题上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无法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通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方法,文章对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及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的显著原因.同时,根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分析,美国制造业外移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使美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市场.虽然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但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相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张,美国经济霸权却在不断增强.     

论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及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

2000年以来,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迅速兴起.本文就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原因及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认为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即美元的霸权地位是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根本原因.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八个方面,印加剧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导致金融保护主义抬头,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加剧新兴市场泡沫,改变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引发全球资本市场的"再国有化"现象,对国际资产价格产生影响,改变全球经济秩序等.     

东亚的崛起与全球化即"西化"时代的终结

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东亚在经济上重新崛起,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获得提升,在科技文化上由原来对西方单纯的学习、模仿甚至被动接纳开始走向自主创新.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其显著标志之一是全球化不再主要表现为"西化",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单方面对东亚产生巨大压力和影响的时代全面走向终结,全球化进程开始更多地呈现出东西方双向平等互动和均衡发展的特征.     

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因素持续叠加,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亦遭暴露。拜登执政后推动重塑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战略,实施路径包括以产业链回迁重振制造业,推动关键产业“在岸外包”;打造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推动关键行业“近岸”生产;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推动关键领域“友岸化”,构建“去中国化”的国际“友链”。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战略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阵营化趋势,核心目标是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重建美国产业优势以应对国内供应链脆弱性并在战略竞争中“竞赢”中国。重塑全球供应链是长期过程,拜登政府将面临利益博弈、依存冲突和内部分化的牵制。供应链重塑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不仅将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还将促使全球经济碎片化、集团化和安全化,推升“印太地区”竞争性对抗,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快速上升。对此,中国应多方施策以管控风险。     

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战后日本构建地区经济秩序的挫败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后迅速崛起,实现了经济复兴并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岸信介内阁成立后,提出"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旨在以东南亚的资源、日本的技术与美国的资金形成"三位一体"模式,建立起日本主导的地区互补型经济秩序。在推进这一构想的进程中,岸信介将日本的身份定位成"亚洲盟主",以经济合作与战后赔偿为手段拉拢东南亚国家,同时以反共与援助东南亚的名义,游说美国充当"高级合伙人",即日美共建亚洲开发基金。但这一构想因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和美国的不信任无果而终。     

美国的"合作降低威胁"项目评析

从1992年正式启动以来,美国的"合作降低威胁"项目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从一种旨在降低前苏联核武器失控所构成的即时威胁的应急措施逐渐演变成为美国全球不扩散战略的重要工具.在对项目的主要内容、演变过程及美国的动机进行考察后,本文认为,美国实施"合作降低威胁"项目主要出于其自身安全利益和为外交战略服务的,项目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美国这一努力在客观上为促进国际安全和一种新型国际不扩散机制的创设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