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新论

关于《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是否具有出罪功能,在理论上众说纷纭。"但书规定"标准过于模糊,司法以其作为出罪事由缺乏可操作的标准,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事实上,在法定出罪事由之外,存在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以"但书规定"作为规范依据,通过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可以为无处罚必要性的行为提供出罪的具体理论依据,也可破除"出罪标准过粗"的困境。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与违法阻却事由之比较

大陆法系刑法相关的出罪理论在我国刑法的犯罪论中如何定位、如何适用是困扰我国刑法学的难题.在没有确切定位的背景下,可以考虑用但书的立法规定对现实司法中需要救济的行为进行出罪尝试,用相关理论的具体内容作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构成要素.在但书与违法阻却事由方面进行比较,即但书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但书与正当化事由的比较、但书与主观违法要素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但书可以借鉴其相关理论.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挪用资金罪若干疑难问题之考察——突破实践困境的可操作性方案研究

挪用资金罪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新型犯罪。修订的新刑法中增设挪用资金罪是我国刑法分则规范的发展和完善,这对保护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挪用资金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也为刑法理论和司法认定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文章对挪用资金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准确把握该罪。     

罪刑法定视域中的正当防卫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应当贯穿于刑法适用过程中,它是任何逻辑推理、解释方法和论证方式不可背离的基础与主线,对于出罪事由体系中的正当防卫制度也不例外。在理解违法性实质和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时,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刑法解释立场上坚持客观主义解释立场,偏重于行为无价值对行为方式和规范违反的考察,同时在利益权衡原则指引下对正当防卫行为进行科学合理的出罪判断。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是修订后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犯罪罪名 ,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现行刑法虽然为惩治合同诈骗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如何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 ,是很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经济犯罪“兜底条款”的限制解释

经济犯罪中“兜底条款”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其解释应当受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约束,并为经济犯罪基本特征所制约,以体现刑法的“二次性评价原则”,但司法解释与司法判决却有越来越扩大适用的趋势,限制解释应当是基本的司法立场与学术选择。限制解释的基本立场是,必须有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律、法规存在,经济犯罪的“兜底条款”才能进行入罪评价;行政法律针对某一事项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有的事项则没有规定,没有规定的事项,不可解释为刑法中“兜底条款”所涉的内容;“兜底条款”的范围,必须与刑法明示的内容具有行为同质性与结果同质性方可进行解释,仅有结果的同质性不能适用;对于经济犯罪中的“双兜底条款”,必须采取最严格的解释立场,以维护基本的刑法安全与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对于立法与司法解释涉及的已经远离“文本”含义射程的“其他”内容,应当自解释施行后才具有效力。对待转型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犯罪,理应坚持理性、科学的刑事司法政策立场。     

期待可能性--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

期待可能性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应从考察其哲学意义出发.从刑法哲学价值论上看,它是刑法的人道性价值在犯罪论体系的体现;从刑法哲学认识论上看,它是以实体理性为主旨,对形式理性的补充.传统理论把期待可能性局限于有责性的范畴,没有认识到期待可能性的违法阻却作用.期待可能性的刑法阻却作用,不仅渗透到有责性,也渗透到违法性,具有"出罪"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体系性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是限制国家刑罚权肆意发动的法治原则,其核心在于疏通出罪机制,以最终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因而是出罪原则,而非入罪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将罪刑法定原则塑造成为兼顾入罪与出罪的通用原则,丧失了其原生特性,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为被告人入罪提供支持、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以及阻碍超法规阻却事由的适用等三重现状.为克服这样的困境,力争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机能,可通过三重构造以充分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即杜绝裁判中引述"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入罪的法律依据;建立并强调"罪刑法定原则"与"同案同判"的内在法治联系;发挥犯罪概念"但书"的作用,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实现.     

论违法性认识的出罪功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

风险社会下刑法的规制机能日益扩张,侵犯了个人法益保护的边界。有必要通过违法性认识出罪来缓解刑法规制和个体法益保护的紧张关系。基于理论服务于实践的导向,不同于学界对该理论在刑法体系中存在位置正当性的争论,本文将违法性认识的研究重点放在具体犯罪的出罪功能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探究违法性认识在该罪中出罪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以实现个体正义。帮信罪因刑事政策需要、定罪证明的不合理及犯罪主体的特点决定了该罪存在违法性认识出罪的可能。根据责任非难的观点,帮信罪中的支付结算类行为以违法性认识出罪也具有正当性。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为本质的透析与反思

"不作为论"的观点违背了不作为犯的刑法原理,其"先有侦查、再有犯罪"的当然结论在刑事诉讼认定犯罪的逻辑进路上本末倒置。理论上新近提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质为"立法推定型"的观点,是对"推定"内容的错位解读,背离了犯罪的基本概念,没有认识到刑法更深层次的目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侵犯的法益是"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的信赖",以此为逻辑起点,提倡"持有论"的再宣示,将"说明来源"定位为本罪的出罪事由。"持有论"的观点具有合理性,在理论层面,能保持刑法规范条文与刑法原理的协调性;在司法实践层面,符合刑事诉讼认定犯罪的逻辑进路,符合公诉案件证明责任承担的原则,同时能做到在规范用语存在争议时对条文的解释有利于被告人。     

伪造货币罪刑罚分配的解读

有效控制经济性犯罪,刑法是最有效的保障,刑罚是直接的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基调。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在第三章的八节中,共删除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目前,留下尚存死刑的经济类案件不超过4个法条,那么,为什么会让这些经济性罪名存留死刑,是否能从罪名刑罚配置中解析出一定的刑事政策,文章对此予以分析,并以伪造货币罪为例。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论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

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是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经济犯罪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衔接的基础,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界限的厘清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协调的关键。当前,我国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还存在许多问题。为了完善法律体系,正确处理经济纠纷,需要科学把握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保持经济犯罪立法单轨制。     

生产、销售假药罪作为行为犯的刑法经济评析

从规范层面看,刑法谦抑要求刑法经济;在应用层面,规制经济犯罪又要求贯彻刑法经济。《刑法修正案（八）》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标准,扩大了犯罪圈．使其由危险犯转变为行为犯。成为行为犯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行为与其结果的空间分离使其理论依据更加坚实。程序认定的便捷使其适用更加经济,但是,为了使生产、销售假药罪更全面地符合刑法经济．需要进一步明确该罪的犯罪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刑罚必要性的视角。生产、销售假药罪犯罪圈的扩大并不必然符合刑法经济。同时,作为行为犯的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衔接过程过于烦琐。从刑法经济的角度出发,解决这两个罪行的衔接问题还要探寻新的路径。     

正当防卫的理论基础

正当防卫是最为常见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正当防卫问题研究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各国对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规定有所不同,以韩国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为线索,对违法性阻却事由的理论进行梳理和辨析,对于推进司法实践和理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聚众斗殴罪的司法认定

聚众斗殴罪系《刑法》修订前规定的流氓罪分解而来,该罪的设立对打击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对如何正确认定该罪,实务界尚存有不少争议,因此对该罪在司法认定中易产生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政策取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有区别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基础罪名,影响该罪刑事政策选择的因素包括刑法的谦抑性、金融管制的缓和趋向及选择性司法的负作用。未来我国对该罪的刑事政策取向为：重新确立入罪标准,提高刑罚确定性并制定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     

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考察——基于福建省1795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作为《刑法》修订后变动最多的罪名,非法经营罪在法律适用中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对福建省1997年以来关于非法经营罪的1795份已决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发现:该省非法经营罪司法判例整体呈现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近年来整体趋稳的局面;案件数量上地区差异较明显,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多,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少;在具体条项适用方面,约九成以上的裁判文书援引的是该条的第1项和第4项,呈现出一定的扩张使用趋势;在具体涉案事由方面,涉及的领域众多,但主要集中于彩票和烟草领域,这两类案由占到了全部案件总量的七成以上。未来,既要合理适用《刑法》第225条打击复杂多变的严重经济失范行为,同时又要克服刑法万能论思想,谨慎适用《刑法》第225条,防止其扩张为口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