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对我国特有政策议程模式的一种尝试性阐释

互联网作为当今人们快速获取信息、传递信息、表达信息的常见方式,成为当前公民表达民意、反映需求的重要渠道,然而呈多样化、密集化的网络舆情事件中,只有部分能成功触发政策议程,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值得探究。本文在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对多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预设“社会——网络——国家”三元分析框架,结合政府回应情况总结归纳出三种网络舆情触发政策议程的模式,阐释我国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触发模式。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的优势在于政策的可执行性强、民主决策程度相对较高、有助于政府提高公信力,但该模式下可能致使决策者对问题出现误判、可能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等缺陷也不容忽视。     

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

政策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看守人”的作用。金登采取“垃圾桶模式”对政策议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在政策议程设立过程中,当政策之窗开启时,彼此独立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汇合,在政策企业家的努力之下,一些政策问题被排上了政策议程。在此过程中,模糊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政策之窗的开启极具影响;而“软化”过程也是政策建议受到重视以前所必须的。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是用来解释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一种理论,是对政策议程确立过程较为全面的描述。其包括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这三种信息流为基础展现了政策过程的全景式图。现阶段由于劳务派遣不规范引起的各种现实问题,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劳务派遣用工问题开启了“政策之窗”,使其提上政策议程。     

政策议程设定中的政策空间

本文从政策空间的角度来审视政策议程的设定。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积极参与其中,由价值取向、路径依赖、范式及溢出效应等组成的闭区间。政策空间一方面制约、限定了政策议程的设定;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政策议程设定系统内,经过政策企业家的作为与不作为,政策议程又为政策空间的拓展、延伸、调适创造了条件。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模式嬗变分析

政策议程的研究在当前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理论范式较多地从即时的视阈对政策议程的创建过程进行解释,而缺少历时向度的考察与对比研究,因而只能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进行个案式的说明,而不能归纳和概括一个特定时期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当然也就难以从宏观层面对不同时期的议程建构模式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因此,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亟需将个案式的解释模型上升为一般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建活动进行动态化的梳理和比较,实现由单一向度的分析视角向"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方向转变。基于这一思考,以探究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情境转换"与"过程变迁"及其内在联系为主旨,以政策议程创建模式为分析单元,提出了体制-过程模型,并以此为工具,以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议程创建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三种政策议程创建模式的特征、过程及其背景的比较分析,力图在探究我国三十年间政策议程创建模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体制-过程模型的应用进行说明和验证。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火车票实名制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针对铁路部门在各节假日尤其是春运期间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我国在近两年来正式提出实行"火车票实名制"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运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模型,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方面分析这一政策由问题上升为政策议程的过程。并更深一步探讨了政策之窗的开启途径。通过这一模型说明了实名制政策的合理性,同时揭示了政治流在政策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省管县"改革的维度与进度: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省管县"改革是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略,具体可分为财权维度的改革、事权维度(包括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和人事权维度的改革.我国已有22个省(区)开展了各种实践形态的"省管县"改革.根据各省的改革政策文本分析,当前的"省管县"改革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从三个维度来看,当前的"省管县"改革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省管县"改革,应着重推进人事权维度的省直管改革.     

Jiwei Qi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Social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政策发展研究

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标和行动指南.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政策主要呈现了重视厘清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重视扩大事业单位的自主权、重视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重视加强事业单位的公益性、重视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等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事业单位改革政策的发展为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切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政策也还存在着政策制定的系统性较为缺乏、政策执行不到位、政策绩效评估机制不够健全和法治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未来我国应从强化事业单位改革政策的顶层设计、加强改革政策执行的监管力度、重点推动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清单的建设、健全改革政策的绩效评估机制、重视改革政策的法律保障等方面来完善事业单位改革政策.     

论政策问题构建的逻辑与程序

政策问题的构建是政策分析的第一步,政策问题的构建应当以社会问题为其逻辑起点。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过程,政策问题的构建是一个由多阶段、多环节组成的连续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潜在政策问题的搜索、政策问题的描述、解释、预测以及对策研究等五个阶段组成的。只有严格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步骤,才能减少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的失误,才能使真正的政策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政策分析的科学地位也才能因此得以提升。     

Policy Expansion in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Making

Relative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en, why, and how some jurisdictions “double down” on policy priorities, rapidly adopting multiple measures tackling the same issue. Rapid policy expansion can emerge in fast‐evolving, uncertain, and contested policy arenas in which pressures for policy making are not satisfied, and even may be strengthened, by initial policy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making on high‐volume hydraulic fracturing by New York State municipalities from 2008 to 2012. Policy path dependence, peer influence, and policy design appear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public officials respond to these pressures with policy expansion. Initial policy innovations can open windows for policy participants to secure additional measures that strengthen or enlarge the scope of action. Public officials and stakeholders seeking particular policy outcomes should take a long view of the policy process while simultaneously remaining alert for opportunities afforded by pressurized policy dilem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