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法律思考

我国当前结合社会治安形势和刑事犯罪情况做出“严打”整治的决定是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进行“严打”整治斗争,要充分认识它的产生背景、对象、特点与核心。“严打”整治对象范围要严格依照规定,不能任意扩大;“严打”整治之从重从快,要受到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和具体规则的约束。正确把握“两个基本”原则的内涵,并应用于司法实践。     

关于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思考

在当前开展的"严打"整治斗争中,公安机关必须深入思考分析本地的治安形势,对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保持清醒认识,及时下手,赢得斗争主动权;要始终贯彻"严打"方针,对一些突出治安问题,及时组织灵活快捷的专项斗争和专项整治;要在"打现行、破大案、追逃犯、打团伙"上下硬功,强化措施,重拳出击,突破制约"严打"斗争力度和效果的"瓶颈";要坚持严打、严防、严治、严管紧密结合,多策并举,标本兼治,彻底消除社会治安隐患;要坚持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营造舆论氛围,形成严打声势.     

进一步加大"严打整治"力度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严打整治斗争是针对当前严峻的治安形势,全国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对前阶段严打整治斗争的分析,提出了在思想认识、执法环境、队伍素质、基础工作、警务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开展严打整治斗争提供借鉴.     

提高办案质量 增强打击力度

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质量,增强打击力度,是推动严打整治斗争深入开展,促进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一定要站在全局的政治高度,切实抓好这项工作。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全省公安机关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办     

夺取严打整治斗争的更大胜利

一场严打整治斗争已全面展开,要夺取这场斗争的更大胜利,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集中斗争锋芒,开展治爆缉枪行动,加大治安整治力度,加强队伍教育管理.     

辩证分析严打整治 理性调整战略取向

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已经结束.严打有力地整合了社会抑制犯罪的积极因素,凸现出非常时期严打手段的不可替代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负效应.辩证分析严打整治,理性调整战略取向,对于巩固斗争成果,推进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是夺取严打整治斗争全胜的法宝

实践证明,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是严打整治斗争的重要生命线,是夺取这场斗争胜利的法宝.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大力改进思想教育机制、改进队伍管理机制、教育训练机制和干部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了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作用,保证了严打整治斗争的全面胜利.     

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推进严打整治斗争

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向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治安防控。公安机关应立足于坚持和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推进严打整治斗争。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着重从工作理念、方式方法、评估体系等方面,提出新时期严打整治斗争的新思路、新措施。     

关于建立“严打”方针经常性工作机制的思考

遵照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的重要部署,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取得了卓越成效:刑事犯罪受到遏制,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司法保障有效改善,队伍建设明显提高,实现了社会治安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但从"严打"整治斗争运动机制上看,模式单一化、打击表面化、方法套路化等问题仍然存在。要巩固"严打"整治斗争成果,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治安变化的特点,尽快建立与之适应的"严打"方针经常性工作机制,切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推进严打整治斗争

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向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治安防控。公安机关应立足于坚持和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推进严打整治斗争。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着重从工作理念、方式方法、评估体系等方面，提出新时期严打整治斗争的新思路、新措施。     

非法行医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非法行医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罪,应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刑法和行政法不同的规制范围,并坚持处罚上的轻刑化原则;在对非法行医犯罪化的过程中,应以法益侵害为基准,从非法行医行为是否严重侵害了国家医疗卫生管理秩序和公众生命健康权益这一实质标准去把握;对非法行医行为的刑法规制应坚持谦抑原则,尽管目前本罪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非刑罚化措施应广泛适用.     

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及其立法完善

关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问题,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刑法设置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打击各类严重破坏国家计划生育立法、危害妇女生 命健康的犯罪行为。以此为基点,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我们应当做宽泛的理解。我国现 行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在今后我国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应考虑 修改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规定。     

诱饵侦查与警察圈套研究

鉴于诱饵侦查被广泛运用的现实,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样的一些问题:侦察机关依据国家权力在侦察中诱使他人实施犯罪,是否属于违法侦查?审判实践中,应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认定该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应如何用法律制度对诱饵侦查进行规制?……对此,我国立法及司法还缺乏具体规定,而从国外运用这种手段的利弊看,如果对诱惑侦察不加以规制,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察而侵犯公民人格权,或执法人员依仗国家权力参与犯罪等违法现象,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因此,在侦察机关普遍运用诱惑侦察手段的现实状况下,如何对运用这一手段进行规制,成为我国保障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性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反思与探究:“孙大午案”的剖析及司法理念的重塑

"孙大午案"折射出司法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持宽泛理解的态度,通过本案可看出法体系整体性思考的重要性,以及前置法——刑法阶层性思维的必要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应仅限于"银行信用"范畴,通过引入"既存的实质性联系"标准对"不特定"的内涵进行限定,从而实现前置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进一步,刑法具有二次性违法的特征,司法过程切忌价值先行。     

严打利弊之议

严打政策是在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 ,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但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和运动式运作方式 ,确实存在消极的一面。在更加强调法治的今天 ,我们应当将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 ,对严打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网络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治理对策

从2004年7月起，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淫秽网站的专项斗争。网络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犯罪，俗祢“网络贩黄”，是近年来通过互联网实施的破坏社会人伦传统和性道德风尚，特别是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健康的犯罪。对此类犯罪的治理，应采取严厉打击淫秽网站、加强相应的道德引导和法专制教育、切实加强网络管理与监控、切断非法利益生成链条等综合性治理时策。     

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探索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构成要素之一,对其准确理解、把握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等同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法所有＂或者＂非法占用＂。其成立既需要排除权利者意思,也要有利用处分意思。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探寻应当立足于案件证据,采用司法推定方式,排除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