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角色分析——以中国援非农技组派遣项目为例

通过对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和国内相关项目管理人员的访谈,以及对项目相关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的分析,本文试图理解中国援非农技专家作为"龙的礼物"之一,在构建中非关系的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从而探析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对外援助领域的根本差异。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在援非工作实践中除了完成个人的利益诉求,其所扮演的角色还呈现出非职业化、高度政治化和去个体化的"国家代理人"特征。这一角色所赋予的内涵远远超过农业技术本身,而在文化、政治等维度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含义,这与美国、英国等传统援助国农技专家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在现实中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有效性。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中国对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起步

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在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历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起步早、层次高、领域宽、规模大、时间久、成效显著等特征。在越南抗法战争和战后和平恢复时期，中国对越援助历经由军事援助为主向经济技术援助为主、由党际援助为主导向政府间合作为主导的转变，不仅创新了援助方式，创立了援外管理机制，制定了基本的援外程序，培养了一批最早的援外队伍，而且形成了对援外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政策原则，对其后的援越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新中国对外援助事业中亦极具开创性意义。     

中国对拉美援助：目标选择与政策转型

尽管拉美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援助却一直是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拉美外交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援助古巴，不仅是寻求与古巴建交，而且期望在外围地区对美国形成战略牵制。70年代，中国的援助政策推动了中拉建交高潮的到来。八九十年代，在巩固和扩大外交阵地的同时，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开始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拉美的援助力度，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增多，特别是人道主义救灾援助成为新时期对拉美外交的亮点。中国对拉美援助政策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对在拉美利益认知的转变，即从支持反帝、反殖、反霸转向支持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从“涉台斗争”转向强调经济、科技和文化外交。中国对拉美援助是当前实现中拉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在拉美构建“软实力”的关键环节。     

从安全到发展：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以中柬关系的演变发展为主线

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在对外援助方面更实现了从重要受援国向新兴援助国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在地区层面从重点关注地区和周边安全合作逐渐转向发展援助和发展合作，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其中中柬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最具代表性。柬埔寨是中国第一个开展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无偿援助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当前中柬政治互信、经济发展和战略合作都提升到了空前高度。本文借助“安全—发展”联结框架，以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为理论背景，梳理和分析中柬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为了维护柬埔寨国家安全与地区秩序，中国在柬埔寨战后和平重建进程中展开了积极的斡旋外交。在柬埔寨完成国家重建、开启经济社会重建阶段后，出于中柬两国共同发展的需求，中国对柬埔寨实施了以民生发展为主的经济援助与发展合作，中柬双方战略关系得到极大提升，呈现出从“以安全为导向”到“以发展为导向”的范式转变。     

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对外政策领域，不仅赢得了发展中受援国的友谊，而且将中国与发展中受援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新时代里，中国对外援助需要进一步坚持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创新援外理念、优化援外结构、提高援外质量、改革援外管理、加强援外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外援是一种跨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性质决定了外援是一种跨国的国家干预行为，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将援助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态延伸至境外的重要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利用援助的杠杆作用，为援助附加各种条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内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中国的援助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及前苏联援助不同的一些特色，不为援助附加任何条件即为其中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的援助实践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及新型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国家间关系。     

农技援非(1971—1983):中国援非模式与成效的个案研究

大陆顶替台湾在非洲农耕队援助计划是探讨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援助模式与成效的典型案例。大陆农技专家通过施行自办公助策略、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潜质的合作社、施行农业"八字宪法"、传播"大寨精神"等措施,力图在非洲建立与大寨高度类似的农业生产模式,使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真正自力更生,进而证明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但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与非洲国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冲突,顶替援助未能实现最终目标。今天对非农业援助正在成为中国对非经济合作的重点,并且实行投资与援助相结合、以互利为目的的经济合作模式,但顶替援助这段特殊的历史过程仍有许多值得品味和总结的经验教训。     

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变革——以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为背景

对外援助作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工具,其政策演进受制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全球安全环境新趋势和新挑战的研判,奥巴马政府把“巧实力”作为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提升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新的援助倡议,加强在援助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跨机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美国对外援助存在目标分散、机构众多、项目庞杂等问题,这些是其有效发挥战略功能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在现有援助架构下,难以得到有效改观.     

统一战线视角下湖南援非医疗队统战人士的构成、管理与作用

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是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湖南作为对口援助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的省份,在开展医疗援非工作47年来,共组建了超过37批次长期与短期援非医疗队,在促进中非医疗合作、增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调研发现,在湖南各批次援非医疗队员中,统战人士占据了较大比重,湖南援非医疗队注重发挥党组织先锋模范作用,在医疗队的内部管理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统战工作,管理成效显著。统战人士在医疗援非工作中贡献突出,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软实力与中国外交

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传统文化与现当代外交实践、政治经济模式等分别构成了建设今天中国软实力的两大来源。对内对外,我们都应自觉地高度重视发掘、整理、发展并运用中国的软实力。在中国崛起与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与外交政策等为主要载体的软实力将发挥出奇制胜的核心作用。     

陈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对华经济援助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华提供大量援助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陈云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处理苏联对华援助的实际工作中，强调将充分利用苏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注重调查研究，以高度认真负责地态度核查苏方设计、援建项目方案，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吸收苏联援华的经验，从而既达到积极争取、有效协调苏联对华援助，也努力学习苏联经验，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积累宝贵经验。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

大国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支撑,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中国整体软实力与综合国力不相匹配,遭受西方强势话语的压制和攻击,提升国际话语权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中国要弥补软实力的欠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争取与我国整体实力相称的话语地位。破解话语困境须内外兼修,从塑造特色国际话语、扩展对外交流平台、提高对外传播水平等几方面入手,为国家发展提供正面的舆论支持,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国际发展援助转型与印度对非发展合作

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已走过近70年历程,各种弊端暴露无遗,转型势在必行。近年来,随着南南合作的复兴,强调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等核心要素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长期主导发展话语的"援助—受援"范式构成了挑战,推动了国际发展援助的转型和全球发展治理的优化。在南南发展合作伙伴中,印度的发展合作理念与实践体现了发展合作的精髓,尤其是印度对非发展合作具有发展合作的典范意义。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南南合作是对南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后者仍然是国际发展合作的主渠道。同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应当从观念、机制、政策等方面反思本国的对外援助理念与实践,创新并践行发展合作,推动中外建立更加有力的发展伙伴关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中国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决定了在对外援助中中国必然把援助越南、朝鲜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首选对象。中苏分歧日益扩大后,＂一边倒＂战略名存实亡。为了拓展外交局面,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的基建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     

关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思考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是实现民族复兴之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是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力手段。要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西方优秀文化等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进行整合和优化,并融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坚持以人为本等基本原则。     

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

本文重新考察1963年到1983年间中国医疗队援非历史,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实现国际援助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问题。"文革"时期,中国医疗队遵照"六二六"指示在非洲实践革命卫生道路,结果喜忧参半。1970年代末,卫生系统的改革重新使医疗援助工作回归本位,对非医疗援助得以稳步增长。援非医疗队的历史证明,实现援助效果和可持续性,需要我们重视援助目标的多重性及其内在的关联度,合理处理援助的基础功能与拓展功能、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使援助者的主观意愿与受援者的客观需求紧密契合。     

多党合作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刍论

软实力对外是国际政治博弈的手段,对内是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建构的目标。多党合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载体,是建设文化软实力的前提与保证。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并存,软实力建设面临喜忧参半局面。提升多党合作的内涵与深度,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