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加入国共统一战线之助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帮助中国革命确定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它不仅推动了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同时在北方推动了冯玉祥加入国共统一战线,使国民军走上了援助北伐战争的道路。冯玉祥原是北洋军中的一位将领,但具有一定的爱国民主精神。辛亥革命后,冯玉祥加入了同盟会。此后,他在带军进驻     

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军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他所领导的国民军成为北方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这引起苏联、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为争取冯玉祥国民军转入革命阵营,形成南北夹     

一九二五年苏联推翻北京政府计划的提出及实施

一九二五年苏联推翻北京政府计划的提出及实施张卫东１９２５年下半年至１９２６年初，共产国际、苏联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及自身对外政策的需要，制定了在北方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计划，其中心内容是，依靠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共领导的群众力量甚至直系吴佩孚的力量推翻...     

李大钊与俄共（布）、共产国际交往的重要成果

李大钊是中共同俄共(布)、共产国际交往较早较多的领导人之一。其重要成果有:最早建立两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五大会议上阐明中共反帝反军阀的立场;争取帮助冯玉祥国民军转变,策应北伐军胜利会师中原。李大钊同国际友人的交往取得的重要成果,彰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家才华和革命家本色。     

大革命时期党对国民军的工作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率领国民军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从北方战场上投入了推翻北洋军阀的斗争,从而使北伐战争迅速在长江黄河流域取得胜利。国民军参加北伐,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和军事工作的一个重要成就。研究党在大革命时期对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工作,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党对北伐战争胜利所起的巨大作用。     

共产国际、苏联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陈独秀右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国际、苏联党对中国革命的右倾指导.在革命军队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将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国民革命军看成是革命的军队,并给予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他们拒绝陈独秀提出的武装工农要求,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创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虽然强调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重,但当农民运动危及到统一战线内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利益时,他们为了保全统一战线,命令中共中央限制农民运动,要求土地革命向统一战线让步.结果既阻止了农民运动,又毁掉了统一战线.在对待国民党右派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对蒋介石一再姑息迁就.当陈独秀准备与蒋介石决战时,他们却命令共产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们又对汪精卫抱有幻想,将武汉政府当作工农政府.     

论共产国际与察哈尔事变

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隐居＂的冯玉祥因为强烈的爱国心和对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决定重组部队。于是他积极地召集旧部,联络中共,并争取各方的支持。在中共北方特科的帮助下,冯玉祥成功地组建了抗日同盟军。但是共产国际对冯玉祥不信任,认为他与日本人有联系,且担心损害苏联的利益,所以反对与之合作。中共＂左＂倾领导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同盟军由合作的态度转变为反对的态度。加上日本军队和南京政府强大的军事压力,同盟军很快就失败了。     

自主团结的旗帜——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

在世界迫近二次大战的形势下,共产国际确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有力地号召和组织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共产国际、苏联是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但是,它的一种统一战线模式、一个指导中心,既脱离了中国实际,也同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生了矛盾。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抵制了一种统一战线模式、一个指导中心的错误,既坚持了独立自主,又坚持了。国际主义,维护了与共产国际的团结。     

五原誓师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和政策

1925年底1926年初，南方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取得了几次统一广东根据地作战的胜利，标志着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北伐的条件逐渐成熟。同一时期，北方局势却发生了截然相反的急剧变化：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组成反革命的“讨赤联军”，拟定对国民军夹击进攻。面对北方政局的极度恶化和国民军接踵遭遇的多次危机，中共适时作出相应决策，帮助冯玉祥国民军五原誓师，策应北伐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一、中共促使冯玉祥进一步倾向革命1帮助国民军坚持南口战役抵抗奉直联军。面对直奉等军阀的联合进攻和国民军内部的重重矛盾，冯玉祥于1926年1…     

二战期间共产国际政策的演变——以季米特洛夫为视角的考察

共产国际的政策在1935年七大实现转变后,于贯彻执行过程中也发生了曲折变化。二战爆发前后,共产国际仍是坚持七大确定的反法西斯方针。从1939年9月中旬到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政策迅速逆转,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注重抨击帝国主义非正义战争。季米特洛夫直接推动了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向错误立场的转变,给许多国家,尤其欧洲各国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法国沦陷后,共产国际的立场开始强调反对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季米特洛夫领导共产国际较迅速地修正方针,回归反法西斯政策,为推动建立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重大贡献。     

国民军与北伐战争

1924年北京政变后成立的国民军,在冯玉祥的率领下,在国共两党和苏联的帮助下,逐渐转向革命。北伐战争期间,其政治倾向及其活动对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北伐前夕,北方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军除原控制的京畿地区、绥远和察哈     

中共领导──“宁都起义”成功的决定因素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江西宁都县城起义加入红军。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次起义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其中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兵运、统战工作及其核心领导。一、c十六路军向往红军走向光明是中共争取教育的结果二十六路军的官兵早就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那是在大革命时期，这支部队的前县属冯玉祥先生的旧部（先后称西北国民军、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中国共产党曾输送了刘伯坚、邓希贤（小平）、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志丹）、魏…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放弃了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和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的革命性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实质是反对中共对革命的领导。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帮助国民党“成功一个民众党”。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打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他还说:“中国的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职务,就是实现国民革命”,因此必须宣传、引导农民、     

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中央关于建军的认识转变

正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的政策路线均受共产国际的支配和影响。共产国际和苏联自国共统一战线形成之日始,即积极帮助中国革命培养军事干部建立革命武装。但其着眼点始终放在国民党身上,没有提出建立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军队。1924年冬,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召开会议。当中共提出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鲍罗廷认为,目前不宜大张     

澳大利亚共产党

澳共成立于1920年10月30日。1922年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年12月,澳中党代会通过第一个党章,决定对工党采取统战策略,争取工人阶级团结。1924年以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改良主义的幻想抬头,工党拒绝与澳共结成统一战线;澳共党内以吉多·巴勒奇为首的一些领导人主张取消共产党,由党员个人加入工党。1928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临近,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党全力反对改良主义,独立领导工人斗争。澳共中央以卡瓦纳为首的多数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澳大利亚例     

宁都起义成功决定性因素在于党的领导

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人在三十年代初于江西宁都县城起义,加入红军,从黑暗走向光明,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著名事件.对促成这次起义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党史界曾有过讨论.但我们认为其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我党争取教育的结果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是关键的.26路军的大多官兵早就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那是在大革命时期,这支部队的前身属冯玉祥先生的旧部(先后称西壮国民军、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中国共产党曾输送了刘伯坚、邓希贤(小平)、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志丹)、魏野畴等许多著名党员在里面担任政治工作.其中,刘伯坚任该     

昙花一现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爱国将军杨虎城的传奇军事生涯中,曾有过三次离开所部出走的经历,其原因各异,结果亦不相同。怀愧疚悄然离部1926年4月,时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的杨虎城率部进入西安,会合其他国民军李云龙部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共近万人,抵御直系军阀吴佩孚委任的陕甘剿匪总司令刘镇华所部7万人的围攻。11月28日,冯玉祥、于右任领导的国民军联军来援解除了西安之围。西安保卫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死伤军民近5万人。对此,杨虎城愧疚不已,于12月初悄然离开所部。1927年2月,杨虎城应冯玉祥、于右任邀请,返归西安,就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     

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其中“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之一。本文试图对这一矛盾略作考察。一、共产国际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列宁倡导建立共产国际,是为了推动和领导世界革命,在短期内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俄共(布)代表季诺维也夫发言说,“我们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共产国际是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一种手段”。列宁在这次大会的闭幕词中宣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列宁认为其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心,即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除强调建立国际苏维埃共     

李大钊与冯玉祥的革命友谊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大钊担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与冯玉祥在革命运动中结下了深情厚谊。冯玉祥由一个旧军人,转变为一个爱国民主将领,走上革命道路,与李大钊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李大钊积极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大革命时期的右倾错误

共产国际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东方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反帝革命。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必须将反封建与反帝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于是,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就发生了部分脱节。由于强调反帝革命,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就十分看重国民党及其军队。一方面,苏联在自己经济并不富足的情况下,拿出一定经费来支援国民党的军队建设,力图在中国培养和训练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当国共之间的矛盾有可能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存在时,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宁肯要共产党让步,以使国民党右派及其领导的军队留在统一战线内,也不同意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反击;他们甚至不惜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好恶程度,来对待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很显然,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内在的规定性,是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