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与消极之间——伯林两种自由观再思考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二十世纪西方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标志着战后自由主义的复兴。伯林偏爱消极自由,但并不否认积极自由的意义。伯林主张两种自由的价值不可通约,也无法替代。他强调两种自由分别因"过度政治化"和"过度私人化"而强制个人走向不自由。因此,寻求两种自由之间一种动态的平衡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及其后果

伯林对两种自由的详细阐释是其理论的一个最大成就,其中对积极自由的忧虑和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其基本理论立场,多元主义的自由基础是其理论旨趣所在。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执着于理性一元论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不断缩小人们自由活动的领域,造成奴役和强迫。而消极自由则以多元主义为基础,打破了理性的魔咒,被伯林认为更加符合人性的规定。不过,他对消极自由带来的坏的后果并没有详细的分析,而是通过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以及论述来消除我们对自由的误解,并加入价值多元论来说明消极自由更加接近自由的本质。     

“文化自由主义”的理论张力及其启示意义——评徐复观的“儒家自由主义”

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之一,他努力发掘儒家思想与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相通的思想内涵,将自由精神看作是一切民族文化创造的根本精神,认定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创发了自由社会的人物。为了与现代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相区别,笔者将徐复观的自由主义思想称之为“文化自由主义”,其特征有三点：第一,他在将自由放在宽广的文化创造背景上加以讨论,使自由成为一种普适的价值,从而构成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对话的共通性的正面价值。第二,这种“文化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强调“我的觉醒”或日“自作主宰”,凸显个人意识之觉醒。第三,这种文化自由主义不是不关注政治自由,而是把政治自由看作是文化自由的特殊表现形态,并将政治自由放在德性自由与知性自由的基础之上,使政治自由获得坚实的人性基础与知性的基础。徐复观的文化自由主义有其理论上的优势,但这种自由主义未能区分政治自由中积极与消极自由的不同性质,对于政治生活中个人权利的尊重与落实缺乏足够的关注。     

“两种自由概念”探微——读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

<正>对自由内涵的探讨一直是政治哲学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20世纪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因其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述而著名,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理解伯林自由观的两个关键词。在此基础上,他对消极自由限制的阐释、对积极自由在社会政治中可能造成的扭曲以及价值多元论对人获得选择自由的重要意义等问题的探讨,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伯林眼中的“马克思自由观”之探究

以赛亚·伯林区分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马克思被伯林划入了积极自由的阵营,并受到伯林的批判。伯林批判马克思的积极自由会通向奴役和专制,"理性主义"是这种自由的形而上学基础,伯林批判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历史决定论",并将俄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恶果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实上,马克思的"自由"并不是伯林意义上的"积极自由"。布伦克特对马克思的自由观进行了当代阐释,他认为马克思的自由观有三层维度、双重意蕴,其致力于促进自由的实现,是一种实质自由,这与当代的阿马蒂亚·森的实质自由观在旨趣上是一致的,本质是真实的个人自由。这种阐释深化了对马克思自由观的认识。     

论自由的四个向度——贡斯当、柏林、阿隆与格雷的自由观

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学派对自由的研究成果甚多，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向度：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以及多元自由与普适自由。这四个向度分别从自由的时代性、限度性、价值性和具体性等方面展开，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因而，它们从宏观上构筑了自由的总体外延；从微观上充实了自由的深刻内涵．并把自由的研究带入到了稳定期，真正构成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自由观的三重考察

《莱茵报》时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自由”无疑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自由观的部分认识有待澄清：误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误认为马克思此时仅仅追求新闻出版自由，误认为马克思此时仅仅希望通过理想立法来实现自由。这些有待澄清的认识往往忽视了“自由”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忽视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一以贯之的物质关切与建构思考。马克思这一时期对自由问题的理解已经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超越，他批判消极自由的狭隘性，初步显露出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提出“真正的自由主义”以彰显自己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区分；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涉及对物质利益的考察，初步构建了全新的权利-能力型自由，强调自由的实现能力与物质基础；最后他还呼吁善法的构建与法律承担者的责任，并开启了对社会改造的自由实现路径初步认知，开始向共产主义迈进。     

马克思对自由根本问题解答的三部曲

自由主体的排他性问题是自由的根本问题。历史上，自由主义对此问题并没有能给出彻底的解答。马克思继承自卢梭到黑格尔对自由主义批判的传统，试图彻底解决自由的根本问题。他先对自由主义的原子个人主义进行批判，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进而使自由从“物化”嬗变为“人化”，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这三个步骤，从终极意义上解决自由主体的排他性问题。     

论民生的自由哲学之维

从自由哲学的角度分析民生,可以为民生法理学的进步获得更深刻的理论基础。民生体现了法律上意志的自由,意志自由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主体思想基础,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主体行为基础,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法律理念基础;民生体现了法律上行为的自由,民生包含了主体为创造条件满足自我需要而积极为合法民事行为的自由,包含了主体为满足自我需要消极不为民事行为的自由;民生也体现了法律上制度的自由。     

弗格森的自由观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主将之一的弗格森那里,自由问题也是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总的来说,弗格森的自由观更倾向于积极自由式的自由观,他的自由观与共和主义思潮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而与自由主义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存有相当的距离。     

哈耶克社会保障思想述评

哈耶克是20世纪影响深远又颇具争议的思想家,他从功利主义出发倡导自由的价值,强调自由的保障.哈耶克以其自由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认为福利国家的职责是提供有限的保障,而应当放弃追求绝对的保障目标,否则会侵害自由和经济效率.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福利国家的改革.中国经济和社会政策应从当下社会实际出发借鉴哈耶克的智慧.     

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评析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以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倡导国家积极干预、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为特征,从19世纪末至今,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当代西方诸多国家制定政策和实施政务的理论依据。     

论密尔思想中的幸福、自由与德性

幸福是密尔伦理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因而也是其自由思想的基础。不受干涉的自由权是消极的个人自由的维护,而个性的自我发展则是个人自由的积极实现,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密尔自由思想的完整内容。这两种自由在个体德性的生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密尔的德性概念是从属于幸福概念的,这也是他的道德选择中出现相对主义的理论根源。     

自由及其限度——关于自由的两种面相

自由是西方政治文明中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核心概念，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而自由主义的真正开启和发展源于文艺复兴运动，约翰·格雷在他的《自由主义》中写道：“尽管历史学家从古代世界，尤其是从古希腊与罗马，找出自由观念的成分，然则，这些成分仅仅构成自由主义史前的内容，而不是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与知识传统，作为一种可以辨认的思想要素，自由主义的兴起只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事。”①这也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而自那时起自由主义便成为一种持续的历史运动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人们的生活。它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产生过无数的争议。正如阿克顿指出的，“自由是个具有两百种定义的概念，而且除了神学之外，这一大堆解释引起的流血远甚于任何事物”。②正是由于这些分歧，使得自由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限度，先天具有两个面相。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历史考察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平等、民主等都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本文集中分析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价值观的历史考察.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平等是交换价值基础上的自由平等,实质是物的限制下的自由平等,它是以确立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为其实现方式.马克思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历史考察对于把握和践行社会主义自由平等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由及其限度——关于自由的两种面相

自由是西方政治文明中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核心概念．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而自由主义的真正开启和发展源于文艺复兴运动，约翰．格雷在他的《自由主义》中写道：“尽管历史学家从古代世界，尤其是从古希腊与罗马．找出自由观念的成分，然则，这些成分仅仅构成自由主义史前的内容．而不是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与知识传统．作为一种可以辨认的思想要素。自由主义的兴起只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事。”这也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而自那时起自由主义便成为一种持续的历史运动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人们的生活。它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产生过无数的争议。正如阿克顿指出的，     

现代自由主义对道德虚无的推动

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赞自由，因为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道德本身的一种品性，而道德则是自由的一种表现。但现代自由主义对自由的推崇及其特定的立场致使其在道德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当其自由逻辑进入社会生活领域，必定导致道德虚无的踵事增华。     

平等、自由与社会主义——科亨对诺齐克的前期批判

科亨对诺齐克的前期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对"张伯伦论证"的回应当中。诺齐克以张伯伦为其理论设立的对象,从个人权利角度出发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至上"进行辩护,并采用两种方式试图论证社会主义的非正义性。科亨通过分析诺齐克例证中的细节问题抓住其论证要害,有效的揭示了"张伯伦论证"的不合理性,指出其并没有实际证明出社会主义与自由是相冲突的,进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平等观提出了展望。尽管科亨的一些观点比较偏激,但是他强烈的社会主义信念昭示着我们: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积极回应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带给我们多元化的理论挑战,从而有效捍卫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论人性自由的审美价值

人性中追求自由反对束缚体现了人类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本质力量,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符号系统所要共同表达的普世性价值和终极关怀。人性自由强调生命本质力量的内在放逐与超越,从而形成一种还原人类自然天禀与原初真实、始终保留超越物质生存而具有丰富精神内生活的生命美感与质感,呈现人类内在的、自由的心灵姿式和生命律动,它是本体价值的自由而非实践理性的自由,即美学自由主义,而非权利自由主义。     

规则、法律与自由——试评《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

本文分析评价了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代表作《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一卷的法律思想，指出他通过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重视进化论理性主义，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前设，提出在无知观基础上的内部规则即自由的法律和外部规则即立法的法律两种法律观的各自特性，对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自由的法律优先于立法的法律，但立法的法律仍然必要，在内部规则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时，立法的法律应该发挥对自由的法律的修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