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反贿赂机制和制度的重要创新

<正>就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而言,《反贿赂管理体系》的发布实施有利于推进制度反腐。因为党政机关公职人员的腐败很大程度上与商业贿赂相联系,如果从制度上控制住了各种商业组织的行贿行为,就能有效遏制住党政机关公职人员的腐败势头商业贿赂是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府的大敌。贿赂者通过向政府公职人员输送各种利益和好处,将一些公权力执掌者"俘获",使这些公权力执掌者不再为人民服务而为他们     

以法治统合反腐制度体系

<正>关于法治化法治是消除腐败的真正治本之策,这已经是普遍的社会共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问题,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法治化,这也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按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要求,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将会大大提高权力制约和监督工作的力度,有效防止腐败蔓延。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方面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对权力与制度关系的形象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生动写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轨道,用制度监督、规范、     

公权力配置资源与预防腐败

本文从讨论"公权力配置资源"入手,以"反经济人"假设作为构建"反腐败学"的逻辑基础,将腐败界定为"利用公权力配置资源获取不正当利益,损害社会正当利益的现象"。并提出了"预防腐败原理",即预防腐败是"通过抑制贪欲、平衡利益、制衡权力、健全法治,使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实现正当利益最大化和不正当利益最小化"。     

法治框架下网络反腐的体系重构

网络反腐浪潮的兴起与演变源于权力、权利、媒介、技术四因子的博弈与衍生。基于网络所具有的公开、透明、快捷、高效等特性,网络反腐对于监督权力以及彰显法治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也存在技术异化、网络暴力、信息失真等缺陷。建立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四位一体"的法治框架,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运行轨道,是构建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之举。     

规范和控制公权力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心

正法治的重心是治官、治权,只有我们各级公权力执掌者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均受到法律规范和控制,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才有希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十八大以后,发展、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仍然会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怎么实现发展、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可能有很多     

以法反腐的几点建议

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因追求私利而导致的的公共权力滥用。那么,反腐的关键显然是以防止公共权力滥用为中心,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制约的法治化,来限制权力、制约权力、净化权力。以法防腐,从法律上规范对权力的制约1、廉政制度建设法治化结合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制定出台统一的《廉政法》,明确廉政建设的原则和要求,规定廉政建设的工作机构及职能、廉政法调整的范围、廉政建设的措施和程序以及违法的后果等,使其成为一部廉政建设的基本法。以此为指导,整理汇编现有的廉政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制度等,     

何以让军事权在法治轨道上纯洁运行?——兼论军队反腐法治化

军队腐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事权的非正常运行。要消除军队腐败必须实现军队反腐法治化,即让军事权在法治的轨道上纯洁运行。为此,应把握好军事权的运行机理;搞清楚军事权运行异化的表现及原因;军事权的运行必须接受相应的规约,按照法治化的要求运行。     

论社会转型时期腐败预防机制的道德防线与权力防线

不同的历史时期腐败现象的成因与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从其根本原因上看腐败都是由权力而引发，都是由于不受制约的权力或对权力的制约不足而产生的。因此，腐败预防机制的建立，必然地要从公权力的制约机制入手，从特定历史时期公权力的结构特征、行为方式等方面来构建反腐倡廉的社会体系，特别是构筑新时期腐败预防机制的道德防线、权力防线及机会防线。     

试论腐败的源头及其治理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反腐败斗争的治本之举。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腐败的源头主要在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规范真空”;权力主体理想信念和道德自律的弱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缺失;是官场“潜规则”的深层制约。因此,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要从思想上构筑拒腐防变的牢固堤防;第二,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第三,要建立健全法治,把反腐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第四,要加强与法治相配套的政治文化建设,铲除腐败滋生的文化土壤。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制度反腐

<正>当前反腐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必须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建立严密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在全党范围内形成根治腐败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建设的共识,展开新一轮的制度反腐实践。制度反腐的关键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制度反腐,就是通过制度设计约束权力,扼杀权钱交易的可能性,是预防和抑制腐败的根本抉择,其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权力的约束问题,即如何创新党和国家领导     

列宁“三位一体”的权力监督思想及其实践价值

列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问题,为遏制权力腐败,巩固政权,对权力监督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党内监督、工农群众监督和法律监督“三位一体”的权力监督思想。列宁的权力监督思想和制度设计,对于我国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规范党和国家的权力运行、推进国家法治和反腐治理等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实践价值。     

我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的完善路径

目前中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法律体系不完整、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协调不顺畅、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反腐法律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应当重塑立法理念;协调国家反腐法律与党内反腐法规的关系;健全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健全对权力腐败的预防性治理法律体系,健全公务员考核激励机制的法律规范;重视反腐败立法的国际合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完备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     

基于权力视角的法治对象之辨

厘清法治的对象问题是当前我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在"法治国"的概念中,"国家"是法治的当然对象,在当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国家、政府、社会三大对象中,法治"国家"是关系全局的重中之重。分析"国家"的本质可知,权力是"国家"的真正核心。作为法治对象的"国家",根本任务是将来自于人民的权力经由人民制定的法律实现权力的法治化,即:将权力的设定、赋予、行使、监督等权力运行全过程都纳入法治之下,以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治程序治理权力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务和问题。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初审：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     

用民主制度遏制“不纯洁”

维护"纯洁性"说到底是一个实践问题,是通过民主的制度安排对公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把权力摊在阳光下,权力才不会腐败,"纯洁性"就有了根本保证在当今文明世界,纯洁性既是执政党、也是"公权力"的基本     

法治反腐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出路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是当下反腐败最鲜明的特点,法治反腐已成共识并渐入佳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依纪依法"惩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法治反腐的实践探索与深化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反腐进程不断提速,实现了从禁令反"四风"到各种行政规范的约束趋紧、从党内法规到反腐败国家法律不断完善的大转变,基本建成自成体系、配套协调、互相补充的反腐败法治框架。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提高法治反腐水平,还需要提高法治监督的实效,规范纪检监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在合署中更好发挥国家监察委的作用,提高纪检监察机关接受监督的法治化水平,最终实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目标。     

浅论法治视野下的廉政文化建设

法治与廉政建设都重在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控制权力腐败,二者相辅相成.惩治和预防腐败是法治的一个基本任务,法治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基本力量.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走法治道路,必须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把法治精神作为构建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的核心,把廉政文化建设与法治建设贯通起来,必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效果.     

国家治理逻辑中地方政府的“创新-法治”张力及其后果——“系统性腐败”的一种解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系统性腐败已经成为反腐斗争重点攻坚的领域。从国家治理逻辑的视角加以观察,由创新驱动下的发展模式所形塑的经济逻辑、基于廉政导向下的纵向控制而凸显的政治逻辑以及法治难题下策略行为所引致的法制逻辑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创新与法治之间在现实中的张力。对"创新-法治"张力的认识有改革先行论、技术修正论和法律引领论三种视角,但三种视角均根植于中国快速变革的大环境。进一步地,"创新-法治"张力在两个维度上以对峙的形式展开:在积极的层面上带来了"高经济增长"的现象,而在消极的层面导致了"高廉政风险"的困境。以权力结构和权力过程入手,推进纵向府际关系的法治化,增强社会力量在公共治理中的参与作用,有助于破除"双高"并存的发展格局。     

论相对权力与相对腐败

不仅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相对权力同样导致相对腐败。绝对权力的腐败是专制下的腐败,相对权力的腐败是法治下的腐败,即法治堕落为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韦伯式的官僚主义",即执法和司法官员的行为僵化;另一种是"阿伦特式的官僚主义",即执法和司法官员的冷漠无情。拒斥和批判这种以法治为名的官僚主义,正是从古至今中国政治伦理的关键所在。不同于西方法治视野下的"腐败"重在"徇情枉法",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腐败在于"以权谋私"。相比于不守法律的绝对权力和绝对腐败,被法律腐化的相对权力和相对腐败,是"无药可救"的腐败。如何避免堕落为"僵化冷漠"的官僚主义,是法治建设中最应当警惕的危险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