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探析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其中,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其本质在于规则基础上的社会自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主体,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地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裂痕,成为新的制衡力量。建设法治社会,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基础来看,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基于"制度—心理—运行—评估"的分析框架,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参与法的构建、培养法的认同、维护法的运行、评估法的效果来全面助力法治社会建设,形成"有良法、信仰法、能守法、会用法"的法治社会新格局。     

从党内反腐转向法治反腐

随着铁道部长刘志军的落马,2011年的反腐似乎在开年不久就掀起了风暴。刘是近两年被查处的级别最高的官员。进入新世纪以来,涉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层面越来越广,手段越来越丰富。仅以2010年为例,据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透露,纪检监察部门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处分146517人。     

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法治为中国梦夯实正义的基石,能更好地保障人民享受法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法治为中国梦提供权力监管的屏障,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社会风尚;法治为中国梦提供规范力、推动力,并通过法制文化的建设来培养全民的法治思维、法治精神,为中国梦营造理性、有序、安全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反腐靠法治 人大当发力

2013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报告。这是自1989年10月25日后,时隔24年,最高检再次就反贪污贿赂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专家评价,这是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反贪腐的又一重大举措。腐败,本质上讲就是以公权谋求私利。目前,党中央重拳出击,"老虎"、"苍蝇"一起打,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反腐工作所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如何走出一条法治化的反     

论法治政府模式的选择

近代以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一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90年的不懈奋斗,成功开辟了把积贫积弱的中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越来越艰巨、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法治反腐的实践探索与深化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反腐进程不断提速,实现了从禁令反"四风"到各种行政规范的约束趋紧、从党内法规到反腐败国家法律不断完善的大转变,基本建成自成体系、配套协调、互相补充的反腐败法治框架。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提高法治反腐水平,还需要提高法治监督的实效,规范纪检监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在合署中更好发挥国家监察委的作用,提高纪检监察机关接受监督的法治化水平,最终实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目标。     

论法治视阈中的政府行政

有效的制度安排通常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完成的,法治在行政管理领域表现为法治行政或依法行政。在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思想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渊源,而我国古代传统儒家思想却形成了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体系。当前,法治行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生要求,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所在,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路明灯——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构建和谐法治社会

自2005年提出以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引领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征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搭建了转型期中国社会通往和谐法治社会的桥梁,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路明灯。     

转型期制度反腐的实践困境与策略选择

正"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2012)排行榜显示:清廉指数排名前十的政府没有一个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分别是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而清廉指数排名最后十位的政府没有一个来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分别是海地、委内瑞拉、伊拉克、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缅甸、苏丹、阿富汗、北朝鲜、索马里。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发展中国家面临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变革具有全面性、主动性和规范性特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一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依法治国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是直接的,而依规治党的支撑是间接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双重路径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通过静态的规范体系和动态的制度体系来发挥。静态的规范体系可分为整体规范体系和保障性规范体系,前者指涉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整体,后者指涉推动规范文本向制度实践转化的党和国家监督规范体系。动态的制度体系包括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以及法治保障体系。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好地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要求,深刻阐释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将在法治轨道上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从法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联系来看,循法而行、依法而治是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所在和必由之路。以嵌入式立法为切入点,深层次融入,全面性贯穿,在制度设计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领域覆盖;以执法权力的运行为关键点,多方位落实,多维度融合,在过程环节上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方面贯彻;以司法裁判为着力点,常态化结合,精准化运用,在释法说理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过程指引;以引领示范和法治教育为落脚点,“关键少数”率先垂范,全社会共同参与,在价值共识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方位认同。     

立法廉洁性评估：法治反腐的阿基米德支点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在发现了杠杆原理后曾经豪迈放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这一名言流传至今,广为人知,既体现了一个天才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也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当一定的条件具备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可以变成事实。立法廉洁性评估（以下简称立法廉评）,可以说是今日时兴的法治反腐的阿基米德支点,值得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创新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建设

所谓“法治文化”，是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积淀于一个国家、地区，并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及其价值取向。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首要倡导法治文化。而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必须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否则法治精神就很难延续传承，更谈不上提高社会法治化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推进法治建设，必须以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法治文化为前提。     

涉诉信访现状分析与法治路径选择--以成都市为例

成都市涉诉信访的法治化路径选择,是推进"平安城市、法治城市"两大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首先厘清和明确三个问题,即涉诉信访的概念及功能定位、申诉和再审程序进一步细化与规范以及信访案件效度评估机制。鉴于成都市涉诉信访的现状,其法治化路径的选择还应从多个方面着手。一是规范法治理念下的涉诉信访制度;二是完善涉诉信访的终结机制,使司法的最终裁决权得到体现和保证;三是完善与党政机关的衔接和协调机制;四是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五是健全涉诉信访的秩序保障机制;六是提升司法公正,提高案件质量;七是深入基层,加强检察监督和法治宣传。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看法治的基本标志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法治的科学涵义、基本标志等理论问题，仍然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来探讨法治的基本标志，以期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社会的实现起到借鉴意义。     

论法治内涵之重构

法治应是一种人的观念,它只属于主观的范畴,没有客观的内容,它是人们对权力与权力间关系的一种认识,是人们对权力与权力间实质上平等的共存关系的认同。今天,争论“人治”与“法治”,探讨“权”大还是“法”大已没有必要。人类的善恶两面性决定了统治阶级最终只能是去努力建立与完善能更好地抑“恶”扬“善”的法,却不可能彻彻底底地做到去“恶”从“善”。     

对法治的思考

法治和人治是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统治方式和政治体制中两个对立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人治时代占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几乎是人治的历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统治方式,人治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治必将被法治取而代之。实现法治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不能因法律的质量问题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必须克服权大于法的观念;法律至上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相矛盾;法律至上也并不等于法律万能。     

权力制衡与制度反腐

国际共运史上首先提出对公有制国家的权力进行监督的是马克思。第一个设计公有制国家权力制衡政体形式的是列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急需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根治腐败顽症。     

论法治对腐败的遏制作用

虽然腐败是任何社会和国家都难以根本克服的通病,但与人治社会相比,法治社会由于实现了权力配置的社会化,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权力监督的高效化,因而能够有效地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约束和监督,从而遏制腐败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