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多民族社区“嵌入式”机理与治理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进城，不仅从原有熟悉的生活场域进入陌生的生活场域，而且使城市社区呈现民族成分增多、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长等特点，各民族语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构建成为重要议题。论文通过追溯1987年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城市民族工作会议政策管窥社区民族工作的演进逻辑，强调多民族社区“互嵌式”治理的重要性，分析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依据，探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路径。     

民族院校在城市多民族社区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民族分布和交往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多民族社区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我国正处社会转型期,形势和环境复杂多变,传统的社区治理格局已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居民组织等多元主体都参与治理的协同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居民利益最大化,但目前我国城市多民族社区发展尚未成熟,居民很多利益诉求还得不到满足。同时,多民族社区的治理仍然面临着社区工作者人员不足、社区凝聚力不强等难题。作为城市多民族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院校,她可为社区开展工作提供一定的人员支撑、智力支持,从而使民族院校的主体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法治专员:社区治理法治化的理性认知与制度创新——以上海市杨浦区“社区法治专员”制度设想为样本

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指社区治理中法治思维的培养和法治方式的运用。自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委员会组织法》之后,我国社区治理的法治能力、法治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台了诸多关于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开创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居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普遍提升。但是,社区法治建设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缺陷,如现有法律服务机制与现实法律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社区法律体系与社区法治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为了克服社区法治建设中的问题,适应社区法治化建设的新趋势,杨浦区率先进行了"社区法治专员"的制度探索,为我国社区法治化建设在立法、普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路径探索方面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居于城市边缘地区的"村改居"社区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它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抽样调查表明,"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总体较好,但也存在社区文化形式单一,质量不高、参与意识淡薄、发展不平衡等不足。加强"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应该从社区和谐文化理念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文化工作队伍建设、社区文化活动的可持续性、社区文化建设的长远规划等方面努力。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调适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目标,民族政策是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措施。在社会治理视阈下,民族政策要在坚持公平正义和激发社会活力原则下进行创新,其路径是调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做好民族政策的科学评估。     

创新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居民自管小组模式探析——以西安市碑林区居民自管小组为例

随着社区治理的不断发展,在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中,产生了一些需要应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城市社区居民自管小组模式的产生契合了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新情况的双重要求。其在增强居民公共参与意识、协调社区治理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面临一些困境。今后,应科学扩展自管小组资金来源,扩大其资源支配平台,在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以制度建设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北大核心

制度建设在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中起着关键作用,能够为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凝聚强大的社会共识、供给治理智慧和方法。然而,民族地区治理中存在的“非均衡性”“非整体性”“非耦合性”等制度建设问题,成为民族地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阻碍。为此,需要立足制度主体的权威性与多元性的融合、制度内容的多层性与协调性的结合、制度供给方式的强制性与自发性的耦合,协同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     

“三交”最大公约数探赜:社区文化治理的四重向度--基于银川市G社区的经验考察

新时代构建社区文化治理的价值度向根源于文化建构。在社区场域探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简称“三交”)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各民族在居住空间、文化认知、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全方位互嵌,对于维系社区团结稳定意义重大。基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理论向度、历史向度、互构向度,并依托银川市G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经验阐释其实践向度,提出了社区文化治理的内在核心指向、创新社区文化治理实践路径和社区文化治理的成效结果,对构建包容互洽治理模式、从个体行为层面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基础和营造有利于民族团结的生活情境氛围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转换及其实践

新时代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需要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以往的政府直接管理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模式有利有弊,通过分析其利弊并结合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要,要进行城市社区建设政府管理模式的改变.而政府间接的管理模式正好符合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它有利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进行自主自治的发展,充分挖掘社区居民自身的文化建设水平,发展社区文化团体以及其他有效的社区文化建设组织,为建设适应新形势下的城市社区进行有效的文化氛围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问题研究——以乌鲁木齐重点社区为例

在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日益凸显。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突发事件中社区建设暴露出种种问题,社区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要求还有不相适应、不相协调之处。本文基于对新疆乌鲁木齐重点社区的调研,探讨社区建设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提出了突发事件中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相应对策。     

权力重构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较快发展,城市社区开始出现从集权治理向分权治理转换的态势,这是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历史必然趋向。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囿于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制约,城市社区存在着权力结构的困境,导致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中出现了失灵现象。为提升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水平,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精神,优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结构,重建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秩序,把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推向深入和成熟。     

城市社区自治: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路径

城市社区自治孕育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培育了成熟的社会政治基础,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在实践中创新了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坚持了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成功纾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然而城市社区自治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居民参与动力不足、内部建设缺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外部保障不足等制约因素和突破难点,需要从居民政治素质、制度建设、行政转型以及社会整体性治理四个方面来完善社区自治,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已在全省各地州逐步推开.虽然起步较晚,但功能和作用不可低估,困难和问题也日益凸现.民族城市社区和谐发展事关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因此,加大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力度,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着力点.     

对新时期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创新研究的探析

文化是与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归之为文化。但文化又可以细分为各种类型。在众多的文化中研究的是"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随着时代进步的产物。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直接面对广大社区群众,社区文化建设若搞不好,城市基层文化建设就搞不好,就会给腐朽、落后文化的传播留下机会。通过对社区文化产生的背景为出发点,来探析社区文化形成的意义,力求梳理出构建社区文化模式的指导思想。     

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建设的政府支持问题探索

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之一,繁荣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建设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由于存在着政府定位、制度支撑、工作方式等方面问题,政府在其中的支持和引导作用发挥不足,不利于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建设的稳步推进.只有针对问题改进和加强政府对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支持,才能繁荣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论和谐社会构建下的社区治理

当前社区治理在社区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的均衡、社区文化重建、政府与社区职能的定位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推进社区理念与制度的创新,加快推进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和模式的重建与再造。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在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的今天,人民生活水平随之不断提高,国民在强调生活富足的同时也注重精神方面的提升与享受,特别是注重人类赖以依存的社区的发展。不仅要求建设一个绿色生态型社区,还要求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管理、社区卫生服务、社区体育、社区社会保障等方面综合发展,在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机构以及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创建一个绿色生态、和谐稳定、生活水平与精神境界共提升的先进、文明社区。文章探究了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并结合实践中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最终提出了一些促进此趋势快速发展的实质性建议和意见。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与敏捷治理变革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风险阶段且面临多重叠加风险。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5G通信技术为标志的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既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效能,又需要规避技术风险复杂性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叠加效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完全可以应用到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来,这需要考虑五个维度上的变革:适应性治理理念、风险响应的社区多元共治体系、风险预测与防控的城市与社区联动机制、助推式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社区层面的首席信息官制度。在智慧社区的推进环节,需要城市与社区的顶层设计,需要充分考虑风险感知、决策分析、组织协同、合作治理、社区动员与科技赋能等多个关键环节及其衔接,以综合打造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敏捷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