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许可默示批准制度的不合理性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50条第2款的规定,我国确立了行政许可延续申请的默示批准制度.这种制度的确立体现了便民原则,并且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及时作出是否延续许可的决定,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等等.但是,默示批准制度并非如此合理:与设立和实施行政许可的目的不一致,不一定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及公共利益,不利于对违法人员的责任追究.因此,行政许可延续申请应以默示驳回为原则.     

行政许可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使我国行政审批工作更加规范,但由于种种原因,行政许可法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行政许可法的进一步贯彻执行。分析行政许可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据以采取相应对策,对于进一步贯彻好行政许可法、规范政府行政审批行为、巩固行政审批改革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信赖保护原则对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许可决定行为的限制

行政行为应保护人民对行政行为正当合理的信赖，此即信赖保护原则。在前不久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体现。这对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许可提出了种种限制，其中涉及诸多复杂的问题，本文对此作了详尽的辨析。     

试论《行政许可法》的诚信原则

诚信从道德逐渐渗进入法律,首先是私法、然后是公法,《行政许可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信赖保护原则,要求政府必须诚信。无论是行政相对人还是作为政府的行政机关,均应该遵守诚信原则。     

从行政许可法看依法行政

行政许可法限权之后须警惕新的权力扩张冲动据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07月12日报道,由于《行政许可法》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政府的审批权力———大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王馨德估计审批权力将缩水30%,原来坐拥巨大权力的一些既得利益部门和官员,自然不会甘心。所以,王馨德说,《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需警惕“变种许可”的显现,以及新一轮的权力扩张的开始。《行政许可法》出台之后,政府部门的权力又会向哪里扩张?在王馨德看来,行政权力必然会向法律没有涉及的领域扩张。他指出,从历史情况来看,从《行政诉讼法》到《行政处罚法》,再到《行政…     

论行政诚信原则的法律适用

法律的生命力不在于条文的规定,而在于现实中实现,只有正确的适用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行政诚信由伦理的要求发展到法律的原则,表明了国家对此问题的认可并将强制实施的决心。行政诚信原则于2004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得以首次明确规定,开创了行政诚信立法的先河,开始了全面引入行政法并加以具体适用的时期。     

论《行政许可法》对WTO规则的回应

WTO规则要求其成员方政府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领域实施行政许可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透明、效率等原则,而我国目前制定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便民措施及有关制度正回应了这些要求。     

论行政许可法的信赖保护原则

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信赖保护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了其从私法向公法领域的演进,并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确认。新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开创了我国信赖保护原则的先河,意义重大。但它作为一项补充性原则,抽象而不易掌握。因此,要使信赖保护原则得以实现,必须明确其具体内涵,完善其相关制度。     

论行政许可法的价值内涵

于2004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作为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蕴含着“法治至上”的法学理念,本文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具体规定,分析该法所涉及的法学理念,以期强化对行政许可法的理解。     

行政许可法筑起反腐防线

行政许可法从总则到分则的每一章,绝大多数条款都是要防止行政机关在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时出现腐败问题。在规范行政许可权力,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廉洁从政、高效施政等方面,行政许可法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反腐倡廉法。行政许可法将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离骚》中"求女"与《洛神赋》中"恋爱"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离骚>中的"求女"和<洛神赋>中"恋爱"情节的比较分析,指出这两篇的作者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求女"与"恋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作者对美政理想途径的追求.     

非常"男""女"

针对近年来网络中流行的新词族“X男”“X女”，本文运用描写与解释的方法，从“草食男—肉食女”、“肉松男—干物女”、“凤凰男—孔雀女”、“型男—索女”这四组有关男女的新词语的词源，词义特点，流行动因等角度作出初步分析，并揭示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论《年轻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中的黑色印象

《年轻小伙子古德曼·布朗》是纳撒尼尔·霍桑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深受无数读者的青睐,也得到了无数批评家的赞美与肯定。利用颇具邪恶色彩的背景,故事探讨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其信仰的不肯定。通过解析人物与邪恶罪行之间的关联,阐明了什么是黑色力量。通过对故事所用象征手法及其他写作手法的分析,旨在进一步剖析作品及其作者本身给读者所带来的黑色印象。     

“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

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希望能在不同化传统中找到某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伦理原则，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对此本提出四点看法：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很有意义，因为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必定存在可以为不同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寻求“全球伦理”需从各个民族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和观点：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如“和平与发展”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此原则不仅对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而且亦是推动各国家、各民族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儒家“慎独”与“为己之学”辨析

先秦儒学作为私学追求的是成就己身,儒家后学提出的"慎独"修身成己思想充实了儒家私学"为己"的理念。在春秋战国儒学不受诸侯喜好的现实环境中,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在讲学育人和传承中面临着践行危机。如果把"慎独"思想中的"修身成己"与儒家"为己之学"中的"为己"结合起来,儒家私学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可以说儒家的"慎独"思想与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是相辅相成的。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     

经济发展的"共识"和"模式"之争

自从"华盛顿共识"诞生之后,修复甚至反对"华盛顿共识"的各种"共识"和"模式"不断涌现,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之间有不同的国情差距,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的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共识"或"模式",但是在宏观领域和大趋势上具有一些"共性",而这些"共性"就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剖析各种"共识"和"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