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庭前认罪协商程序之借鉴

庭前认罪协商程序是法国立足自身刑事诉讼实践之现实需求和主动移植英美法系国家辩诉交易制度后建立的新型诉讼程序，具有案件管理精细化、庭前认罪程序推进程式化、专业化以及监督机制严密化等优点，但也存在司法参与单一化、程序引导被动化以及程序推进载体不足等弊端。我国应积极借鉴法国庭前认罪协商程序的实践经验，从刑事诉讼司法观念更新转变、刑事诉讼制度整合对接以及刑事司法模式转型升级等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刑罚正当化语境下的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效率优势,更是实体法意义上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具体表达和实际应用,认罪协商制度的认罪和量刑建议过程即是刑罚正当化的实现过程.所以要厘清认罪协商的刑罚正当化根据:即侧重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但又兼顾了一般预防和报应的效果实现,并以此为目标进行认罪协商的配套设置.而我国未来构建真正有效的认罪协商模式除了需要构建具体协商程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规范的方式对实现刑罚目的正当性的认罪协商实体内涵进行具体规范,方能保障认罪协商的实体法功能实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逻辑展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程序分流科学化的法定进路、诉讼程序多元化的积极追求、刑事政策人文化的具体表现、协商司法制度化的有益尝试。构建这一制度需要达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权力主张与权利诉求、探究真实与定纷止争、域外借鉴与本土资源之间的价值平衡。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区别于辩诉交易制度,其正当性在于划清制度底线、保证平等协商、确保充分自愿、实现公平对价。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一项重要诉讼原则，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了系统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吸纳先行试点经验基础上成功立法的典范，准确理解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必须进一步厘清试点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实体认定与程序适用方面的问题。严格依法认定认罪、认罚与从宽，改进值班律师制度、规定程序转化机制以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正确把握量刑建议的性质、完善量刑协商程序，优化审查起诉模式，确保证明标准不降低等，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准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协商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适用

刑事协商制度是指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为前提,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考虑对方诉求的基础上相互妥协,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实体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对话、合作与互惠,薪非对抗的一种司法制度。刑事协商制度是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创新,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州事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阶段。可着重从警务衡量制度与警察行为选择方面看刑事协商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操作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价值与实现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量刑建议,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发展,就必须重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由于包含控辩双方合意以及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因而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量刑建议,这就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需要做到精准化。精准的量刑建议具有激励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并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当下,必须通过制定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指南,保障控辩协商的充分性,完善量刑建议的事前沟通与事后调整机制,实现量刑建议的精准化,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发展。     

认罪自愿性的实证考察

自愿认罪有两个标准:一是客观方面,被追诉人在诉讼阶段的权利是否受到了明显的不法侵害;二是主观方面,被追诉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及认罪后果有充分了解.实证考察表明,被追诉人与法律职业人对"认罪"的理解基本相同,但是在群体内部对认罪的理解又有不同.被追诉人可能为了量刑优惠而违心认罪,在认罪的情况下对证据审查和辩护律师的作用不够重视.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由于适用的诉讼程序不同,法律职业群体对认罪自愿性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把握也出现了不一致.违心认罪有三个原因:被追诉人基于量刑诱惑违心认罪,司法机关偏离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目标进行操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因此,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赋予被追诉人程序选择权,设立值班律师制度,建立程序回转机制.     

党际协商在中国式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

协商民主及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关键皆在于促成公众有效参与和政府有效治理的有机统一。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未来中国民主生活、民主体制中的地位、作用不可低估。就当下的条件而言,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从理念建构、经验积累两大方面深刻影响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成长,并在协商民主的现实运转和未来发展中起到关键的创新引领和制度扶持作用。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联系和区别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同属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典型表现形式。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补充。在协商主体、协商内容等方面有相同、相似或者交叉的部分。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协商渠道、参与主体、协商形式等方面。     

创建中国式辩诉交易之构想

辩诉交易是源于美国的一项独特的司法制度,自2002年4月11日辩诉交易首次亮相我国法庭以来,国内对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笔者认为,辩诉交易不失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方向之一,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引入辩诉交易探讨

作为美国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是可行的、必要的。只要运用得当,对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应结合我国当前普通程序简易审和量刑建议改革,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规范操作辩诉交易制度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应当处理好社会、被告人和被害人三者利益的关系。     

论辩诉交易制度及在我国公诉中的适用可能

辩诉交易权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应有之义 ,辩诉交易制度在英美法系的美国和大陆法系的德国都获得了长足发展。起诉便宜主义及检察机关依法拥有撤回和变更起诉的权利在我国刑诉法上的确认 ,为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实践中也有适用辩诉交易的可能。     

略论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及其可借鉴性

当前,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以其操作简单灵活、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引起了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关注。虽然两国的文化传统及价值理念等有所不同,但我国仍有必要对之借鉴和吸收。     

辩诉交易中国化应予缓行——以契约观为视野

契约观念是辩诉交易制度生成与发展的文化基础,是这一制度在争议不断的责难声中仍然弥久不衰的内在动力。只有在弘扬契约精神、尊重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国度,才能培育和支持辩诉交易制度的运行。从契约观的视角不难看出,辩诉交易中国化应予缓行;其在中国的移植与引进,当须诸方面促就国人契约观念之积淀。     

美国、意大利辩诉交易制度比较——兼论辩诉交易存在的法理基础

辩诉交易虽源于英国,但却在美国发扬光大。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了“依当事人要求适用刑罚”的特殊程序,但该程序与美国的辩诉交易有很大的差异。从美国、意大利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得到辩诉交易制度本身存在的法理基础。     

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可行性分析

辨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关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用。辩诉交易的积极作用日益彰显，而在我国设立辩诉交易程序也是具有可行性的。不论从价值上还是有文化根源的角度分析，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都具有必性。     

辩诉交易与诉讼效率——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引进,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突出了诉讼效率在现代司法中的重要性。在辩诉交易制度的引进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同时其成本与收益具有自己的特点。通过对辩诉交易的成本—收益分析,达到定量分析的效果,从而对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现实应用产生有益的启示。     

论环境侵权救济中的交易行为与交易制度

由于环境侵权有其特殊性,且环境侵权诉讼与执行对受害者而言存在一些障碍,因此有必要建立诉前交易制度,即受害者与专业组织之间的交易制度,以便利受害者的救济,促使潜在环境侵权者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保护和改善环境。诉前交易系当事人处分自己的私权,因此诉前交易较之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应更具可行性。诉前交易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各有特点和适用范围,两者既不相互排斥,也不能相互代替,而应在环境侵权救济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浅议在我国司法活动中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构想

我国第一例辩诉交易案件出现后 ,对于在我国是否应当建立辩诉交易制度得到了高度关注 ,如果我国想要移植这项制度 ,我们不仅要考察辩诉交易制度本身的价值 ,同时也要考察其产生和适用的制度环境 ,对此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