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织围脖”应先放下“官架子”

可以称得上是明星官员的前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因一则关于拆迁的微博与《晶报》记者李鸿文及众多网友之间的口水战打得不可开交后又不了了之。《民主与法制》2011年第8期就此事刊发了三篇切入点不同的文章进行了多角度的剖析,介绍了事情的原委,也提出了“官员微博应该怎么开”的问题。     

对“小产权房”不应一概否定

《中国改革报》近日报道，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民生问题专家胡星斗认为：“小产权房”只是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并没有违背《宪法》，所以是合法的。     

莫让政协为贪腐官员背“黑锅”

香港《大公报》3月5日刊文《莫让政协背“黑锅”》说,近些年有多位政协官员锒铛落马。有人慨叹,政协官员看似已成“高危职业”。果真如此吗？恐怕不然。     

防止潜规则“绑架”官员选拔制度

近日,微博爆料江苏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袁某“火箭升迁”,质疑其“毕业三年升副处”。扬州市委组织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袁某此次任职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尽管从当前的各种信息来看,袁某的“火箭升迁”和现有官员选拔制度并无明显冲突,可父女在同一处为官,且父亲还是扬州重要主政官员,自然难以彻底消除瓜田李下的嫌疑。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官员子女“火箭升迁”的背后,往往少不了父辈的各种影响,给人一种隐性的潜规则“绑架”官员选拔制度的担忧。     

少一些“官员”人大代表

《东方今报》于4月2日登出一篇《当代表不是为出风头》的文章，披露林州市开元办事处17名人大代表虽有“有问题找代表”的承诺，但当人民群众真正遇到难题要找他们帮助解决时，一些有“官”职身份的代表总会因职务身份而不方便或不愿履行监督职责。相反，一名医生身份的人大代表则很能为民办事。这篇文章还透露，在开元办事处17名市人大代表中，“官员”身份的人大代表就占了一半，很难保证监督效果。     

容忍公众批评是政府和官员的宪法义务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指出：“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这一回答在当时引起不小反响。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在从行政、司法等方方面面着手构建”让群众批评政府”的要件。《检察日报》5月16日刊登志灵的评论说，《宪法》赋予公民监督批评权。     

如何打捞“沉没的民声”？

据7月11日的《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向社区派驻“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工作,在该市的越秀、海珠、荔湾等城区开展试点后,今年将全面铺开。根据要求。派驻的代表委员要深入社区调查、上门访问和电话访问：每周一次在社区设点接受居民投诉,整理后与街道党工委书记共同签字,交由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反映给市和区有关部门等。     

财产公开就该让官员“摊上大事”

近期《民主与法制》的《仅有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管用吗？》一文,从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问题、国际经验和理据与对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剖析。官员财产申报作为一个破坚之题,一直引发争议。笔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不能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而要把它作为反腐败利器,一旦亮剑就该让官员“摊上大事”。官员财产公开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情结,事实上,主在1994年《财产收入申报法》就立法,只是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流于形式。执行力的疲弱根源于规定中存在的“硬伤”：只要求申报官员自身的财产,同时不需要对外公开,财产被作为“官员隐私”得以内部消化,这种冬似于袖管内交易的监督必然导致监督虚置。因此,就算官员财产申报,也根本“摊不上大事”。     

构建“议员”“官员”互动通道——“议员”“官员”互动的制度常态

人大干部交流已是大势所趋。虽然这种交流在各地发展还不平衡，但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大干部交流的力度一定会越来越大。而随着这种“议员”和“官员”的互动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也必将推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     

官员们的“足球经”

欧洲杯、美洲杯、亚洲杯,还有奥运会……这是运动的季节,这是足球 的盛会。 每一场足球赛,总有过气球员惨淡出局,有新星闪亮登场,也有球星马失前蹄,有 球员再立新功。官员又何尝不是这样?每一年,总有些官员因失职而下台,有些官员因 腐败而丢了乌纱帽,也有官员庸庸碌碌,有官员因一心为民而被颂扬。 目送那些怀着悲情离去的球星,想起黯然退出政坛的官员,他们的背影令人感慨万 千。 足球,男人的运动;官场,男人的"游戏"。让我们听一听官员们的"足球经"--     

要让贪腐官员缺乏“安全感”

反腐败需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而其中的关节点是要让贪腐官员缺乏逃脱制裁的“安全感”。最高“两院”曾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再次明确行贿罪追诉标准,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万元以上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多次行贿的,按照累计金额予以处罚。这被诸多媒体解读为遏制官员受贿腐败的重要“利器”。     

喜看“四多”

近年来，新疆宗教工作成效显著，特别是通过对爱国宗教人士进行培训和组织参观考察，使他们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在宗教界开展勤劳致富活动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涌现出了一批勤劳致富的爱国宗教人士典型。前不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共同组织由《新疆日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疆电视台、《新疆经济报》、《亚洲中心时报》五家新闻单位组成的记者采访团赴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对三地州在宗教界开展勤劳致富活动，对爱国宗教人士勤劳致富的典型进行了实地采访，采访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南疆三地宗教界出现“四多”现象。     

让道德从“玻璃门”中走出

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如皋殷红彬事件后,“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新闻屡见报端,不断拷问着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老人摔倒在地,扶还是不扶？救人者会不会因此引来麻烦？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讨论,有网友直言：“不是我不扶,而是我没钱,扶不起。”人们对搀扶摔倒的老人变得越来越“谨慎”。在敬老节来临之际,本期《观察》邀您一同探讨：该如何对待倒地老人？     

“人民币先生”周小川：杰出的学者型官员

在中外媒体眼中,周小川不仅是一位有经验的金融高官,更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型官员”。现年61岁的周小川,祖籍江苏宜兴。在宜兴,周氏是大姓。据史料记载,宜兴籍的周氏是三国时吴国广平太守周宾的后人。周宾一般少为人知,但他有个孙子却很知名．叫周处。初中课本曾选摘了《世说新语》的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周处的故事：“周处少年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后来幡然而悟,刺虎击蛟,“终为忠臣孝子”。     

中国“明星官员”的时代特征

薄熙来现象并非偶然随着中国经济活动、社会事务的频繁发生,各级党政官员在社会公众面前“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媒体的相关报道力度也大幅度加大,一直以来给人以神秘印象的官员群体逐渐开始“走下神坛”,为普通百姓所熟悉。更有少数官员,或因其“充满个性”,或因其职务敏感,而得到媒体格外垂青,“明星官员”的称号也因此不胫而走。检验近几年来的对政府官员的信息传达,较早被公众授予“明星官员”称号的,毫无疑问是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薄早在担任大连市长时就备受媒体力挺,而随着他每一次登台亮相,总会引发媒体和读者极大的关注。“…     

官员“开博”彰显“电子民主”：从“听领导说”走向“听百姓说”

《半月谈》第11期刊登记者专稿说，5月22日，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之际．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他的私人博客“医生哥波子”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打造一个诚实的政府》。两天后，这篇文章被挂上了人民网强国博客的头条，引来了更广泛的关注。     

有多少官员在“逃避自由”

我说中国的一些官员在“逃避自由”,有人会说我脑子有问题——中国官员有太多的自由,会有人“逃避自由”吗？的确,现今世界上恐怕没几个国家的官员像中国官员这样在行为上有那么大的自由度。但不要忽视,他们在逃避着另一种自由,这就是实现自我、彰显自主意识、充分表达个人主张和观点的自由。     

美国官员没“好日子”过

制度安排有效地消除了官员的光环和神秘性,其在位时的指示会得到尊重,但不会被人奉若神明,在这种环境下,官本位很难生长起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他1996年出版的《治理中国》一书的第一版中,就注意到了中国独特的官本位现象。他对英文读者说,由于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存在官僚体制,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所有的职务都与官僚等级相挂钩,例如一家医院、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所都可以是不同级别的。根据一般定义,官本位是指根据官位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而从事非政府官员职业的人     

“政务官员”与“事务官员”

自从十三大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放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来,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已进行了六次政府体制改革。当初,改革的锋芒所向是“国家干部”。十三大报告指出：“‘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脱节;管理方式陈旧单一,阻碍人才成长;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因此,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     

年轻女官员任免为何更易引争议

8月17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2012年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2011年官员个人舆情共有39起,占全年官员任免舆情事件的76％。其中80后女性官员尤其容易引发热议,12起影响较大的女性官员任免舆情事件中,有6起事件的涉事主体都是80后女性。报告显示,2011年女性官员个人舆情比重大幅增加;女性年轻官员更易引争议。（8月18日,《京华时报》）